周望弟也一样，正愁没来钱的道儿。
“干。”
马汉庆一锤定音。
从1994年底到1996年1月10日案发当天，三个人每个月雷打不动地做同一件事：十号前后，到某银行古田办事处门口踩点儿。
他们像三只耐心的蜘蛛，慢慢织着网。
运钞车几点到、几点走、走哪条路线——记下来。
押运员穿的什么衣服、带没带枪、几个人——记下来。
提款的是哪几个人、长的什么模样、每次提多少——记下来。
办事处周围什么时候人多、什么时候人少、最近的派出所在哪儿——全都记下来。
三个人每个月至少碰两三次头，把各自观察到的情况凑在一起，反复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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