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讨归检讨，检讨之后不改错的大有人在。

我虽然自认自己比较能知错就该，也顽固得很。

还是用了一段时间才说服自己慢慢去接受这些存在的问题，并试图改变它。

在所有问题当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依然在太阳电子实行传统的“教父模式”。

所有问题都是自己一手抓，有了想法就去做，完全听一个人指挥，事无巨细都要过问。

这对于一个正规公司来说是极不可取的。

在未来几年里，我还能够预测一些不可逆转的流行趋势和一些企业的发展对策。

然而目前来说，历史已经超过我的了解，很多事变的面目全非，我不得不考虑着把自己的作用慢慢淡化，凭借我们现在已经取得的成就继续锦上添花，而不是再像以前一样无中生有。

老实说，这个还是比较有难度的。

因为我自认不是商才，最多算是一个有一些小聪明的小孩子而已。

在某些方面，我不如现在这些踏踏实实做事的部下们，而且目前我这个条件也不太允许我真的什么都一手抓——最少还得再过两年左右才比较靠谱，现在我就是把自己再往岁数大了打扮，也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孩子。

最初是一直靠创造奇迹拢住了人心，然后是机缘巧合地碰到三哥，让他平衡了局面，现在则是靠郭振在身后撑着。

这几年下来，回头想想，我总有一种走钢丝的感觉。

如果说够义气，郭振是没话说的人，但人往往都有一个上限，一些事所带来的效应一旦超过这个上限，具体会变成怎样也不好说。

我从来不怀疑自己的朋友，但我的朋友也不是只有我一个朋友，我必须考虑其他因素。

我现在既要转移外界的注意力，又要做一些能跟目前太阳集团发展同步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我选择了一个类似当时众人给我准备生日礼物的方式，也就是对众人来说，我似乎是放弃了一些东西，实际上却没什么变化。

我放心把创业基金交给郭振打理，当然也只是打理而已，钱还是我名下的。

我放心把公司的权利放开，同时上市，张小桐私下帮我吃掉少量股票，最大股东依然是我。

最重要的是，1996年中国刚刚开始传媒产业化，我专心经营传媒集团，为的是把目前所有的一切一切都衔接起来，让太阳集团的一切产业形成一个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再通过传媒集团的各种手段表现出去。

惟有这样，我们才有能和国际大公司们一较高下的实力和本钱。

SONY有技术，新闻集团有历史，迪斯尼有营销，华纳有核心产业。

我们有什么？

不过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市场上有一些低成本的实业而已，况且这个市场还没成熟。

其实我还有一点希望在心中，只是放眼世界，一个人的力量是如此渺小，如此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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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振带起来的这股农村问题调查风维持了一段时间，这在国内来说简直是一种奇迹了。

我借着这个机会好好地炒了一把刘宁。

基金会的人把刘宁当宝贝一样接到河南安徽一顿狂拍。

还有好事的记者跟踪采访了他。

然而拍完片子我们就开始发愁，这东西境内电视台不放就完全没用，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各大电视台连关于农村问题的报道都开始锐减，更何况放这种指向性很强的东西？

我联系了一下默多克的小儿子，就是没事往张小桐那里凑的那个，询问了一下能否通过新闻集团在所有能覆盖的中文电视台播放。

他的回到倒很痛快：“没有中国政府同意，我们是不能够播放这一类内容的。”

我本来挺生气，后来想想也是，连彭定康出书都被拒绝了，默多克向中国政府示好的态度已经很明显，我拿这种事要求人家无疑是不明智的。

绕来绕去，还是得问国内电视台的口风。

刘国良对我们这个举动不赞成也不反对，从他的角度来看，一次大规模的所谓“揭内幕”跟本不算什么事，尤其是安徽河南这些地方，跟他们派系的人关系八杆子打不到一起去——地方比较穷，没政绩，没潜力，自然没人肯提携。

在他听之任之的前提下，最后片子落在了几个全国范围的大电视台里，我们还倒贴了点钱。

刘宁很有煽情的天赋，而且懂得什么程度的煽情能让国内大多数人接受，片子播出的效果和反响远远超出最初这些地方官们的预计，连刘国良都有点吃惊。

不过事已至此，他怎么还是得向着我们，无形之中替刘明耀和我挡了一些事。

刘宁的片子让马伯庸很有了一些兴趣，他建议凤凰卫视做一个北朝鲜专题，专门派人去北朝鲜拍摄一下那里的真实情况，毕竟那个三千万人口的国家对于很多西方世界来说还是一个神秘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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