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单位也没什么体检一说，好些人都有职业病，且都是小病拖成大病，潘安国的情况在当时并不算罕见。

当年的潘所长为什么要出具这样一份情况说明？

他是基于什么依据认定李子媛的死亡时间？

这些问题，随着潘安国的去世，似乎都成了无解的谜团。

但是不能因为人去世了，就放过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很明显那份提供给法院的“情况说明”有问题。

他们不能就此放弃。

王越提议道：“潘安国虽然不在了，但当年经手这份‘情况说明’的，肯定不止他一个人。

派出所里总有其他民警、文书或者内勤接触过这份材料。”

马成点头，立刻在电脑上开始查当年在镇派出所工作过的老民警的联系方式，看看有没有人记得这份“情况说明”的来龙去脉。

花了不少时间，辗转联系上了三位当年在镇派出所工作过的老民警。

前两位对这份“情况说明”毫无印象，第三位姓周的老民警在电话里沉默了片刻，才说道：“那份‘情况说明’我记得。

那个时候潘所长已经病得很重了，很多事都是我们代办的。

那份材料其实是按照法院那边的意思写的，由我们这边一个文书代笔，写完之后，我拿着它去医院找潘所长签字。”

还没等马成说出这份“情况说明”有问题，老周似乎已经预料到了什么，他摆了摆手，示意马成不必多言，便接着说道：“如实说，那份‘情况说明’的内容，并不是潘所长亲自核实的。

他当时躺在病床上，连看都没看，就让我把笔递到他手里，他颤颤巍巍地签了个名字。

我当时还问了一句‘潘所，您要不要过目一下？

他说：‘不用了，法院那边要得急，上级领导办事我放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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