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臣一番话，撕开了盛世新政之下最残酷的现实：良政未必利民，苛行必定祸民。

阿合马当即脸色一沉，出言辩驳：“老大人此言差矣！

陛下圣政、为国为公，清查田亩乃是为天下正本、为后世立规，岂能因些许小民暂时惊扰，便废万世基业？

乱世用重典、新政用严法！

不施雷霆手段，何以破南宋百年积弊？

不彻底清查，何以充盈大元国库？

区区一时民扰，换来万世国安国富，有何不可？”

两人当庭对峙、言辞交锋，朝堂气氛再度紧绷。

真金太子见状，缓步踏出朝班，温润之声压下满堂争执：

“父皇，二臣所言，一论国利、一论民生，皆无大错。”

他抬头从容进言，权衡利弊、拆解周全：“田亩不清，则税赋不实、国库空虚，此乃国之大患，清查之举势在必行、不可废止。

但清查之法、丈量之规，不可急功、不可苛酷、不可扰民。

儿臣以为，当定下三规：其一，先核官田、寺田、学田、豪强隐田，优先清查大户，不先苦小民；其二，丈量之时，州县官吏需秉公登记、当众公示，许百姓申诉、许乡民核验，杜绝官吏私自增亩、虚加税额；其三，战乱荒田、民垦新田，暂缓计税、宽限数年，安抚疲敝民生。

如此，则国法得行、民困得纾，方是两全之策。”

忽必烈默然思索片刻，权衡国库空虚之急与江南民心之重，最终颔首定策：

“准太子所奏！

即刻下诏江南诸行省：全境开展田亩丈量、地籍重编。

先清豪右、再核细民，先理公田、再定私亩。

严令官吏秉公行事，禁苛扰、禁私增、禁徇私、禁隐匿！”

诏书既下，快马驿传、一日千里，遍传江浙、湖广、福建、两广、江西江南五省。

一场席卷整个南国、牵动千万家户的田亩清查大潮，轰然铺开。

只是，朝堂顶层的良规美意，一旦落至地方州县、落入贪吏之手，即刻彻底变味、面目全非。

江南州县之间，骤然热闹喧嚣，亦骤然风声鹤唳。

各省即刻设立丈量公署，选调官吏、征召乡役、纠集差卒，逐乡、逐里、逐村、逐田，分片包干、全线铺开丈量。

秋日江南，稻禾方熟、遍地金黄，正是秋收岁获、百姓盼岁之时。

无数公差吏卒、手持丈杆、肩扛册簿、随行弓兵，浩浩荡荡下乡入野。

阡陌之间，尽是官差奔走、尺杆丈量、笔墨登记之声。

起初百姓尚怀期待，以为新朝新政、均田均税，能一改南宋末年豪门逃税、小民负重的旧弊。

可不过数日，民间便彻底心寒、人人失望。

地方官吏深知朝廷急于增税、上官只求亩数增多、税额上涨，全然不顾民生实情。

一时间，增亩、虚丈、浮报、苛核成了州县通行手段。

豪门大族早早备好金银绸缎、珍玩财物，暗中贿赂州县主官、丈量吏目。

官吏收受贿赂，对士族万亩良田、隐匿私地视而不见，丈而不登、登而减税，依旧任由大户隐田逃税、安然无恙。

反观寻常乡民、寒门细户，无钱行贿、无人庇护，成了官吏盘剥的唯一对象。

几分荒坡、半亩滩涂、新开瘠地、宅旁隙土，尽数被官吏丈量入册、计税登籍。

明明是涝旱无常、收成微薄的薄田荒亩，被官吏刻意虚报成倍、虚增亩数；明明是战乱荒芜、无人耕种的废地，被强行归户、摊派税赋。

浙西乡间，一名老农守着三亩薄田，世代耕作、赖以活命。

当日差卒下乡丈量，手持木尺、随意比划，寥寥数息，便将三亩实田虚报为五亩有余。

老农见状，慌忙上前拉住差卒衣袖，老泪纵横、苦苦哀求：“官爷冤枉！

老汉此生只此三亩薄地，年年勤耕、岁岁辛劳，不曾多占一分、不曾私匿一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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