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一点他同不少同僚都讨论过。

大家的意见还算一致。

“恩，其实考策论和考八股并没很大的区别。

可以试试。

不过既然说只凭一篇文章看不出一个人品行来。

也就是不能评价其是否有‘德’。

那我们就说说‘才’吧。

何谓‘才’？

难道只是指一个人的文采与才情吗？

那东西是不能当饭吃的。

唐后主李煜文采风流，可他将国家治理好了吗？

一个税官就算他文章写的再好，若是他不懂帐目不会算术依然会被下面的奸商当猴耍。

朝廷需要的是能做实事的人。

而不是一些整天只知道吟诗作对的风流才子。”孙露越来越觉得这个时期的官吏缺少应有的专业知识。

象沈廷扬、方以智、冒辟疆都是极其特殊的例子。

而且这还同他们自身的兴趣有关。

“首相大人，下官并不这么认为。

一个官员不一定要面面俱到。

只要他知人善用，能以德服众就行。

具体的事情交由手下的差吏去办就行。”史可法礼貌的拱手道。

不过他在心中对孙露又轻视了几分。

心想真是妇人之见。

儒家讲究的中庸之道，御人之术。

这种东西不是一个年轻的妇人所能理解的。

“‘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

’一个官员能知人善用当然好。

可是他若没有真才实学是很难服众的。

末了为了保持自己的职位要么同手下打成一片，要么就是不断的讨好上司。”孙露一针见血道。

东方人同西方人在人才方面最大的差异就是一个讲究人关系，一个讲究个人能力。

东方推崇的是“唯德主义”，而西方推崇的是“唯才主义”。

这也使得无论是东方的政府还是企业总是带着浓厚的人治色彩。

史可法听孙露引用了韩非子的话不由皱了皱眉头。

他刚想反驳孙露引用的法家理论。

却听孙露自顾自的继续说道：“事实上，通过科举我们能检验的只是一人本身的才学。

至于该人的品德待到日后才能慢慢的评定。

我朝设立的‘言道’不正是为了在实际工作中检验一个官员真实的品行吗？

因此我才会要求在会试之后再根据各部自己的特点开设‘附试’。

这同士子们所取得的功名无关。

只是为了考核他们的实际能力以便于将他门安排到各部适合的岗位。

若是他们真有足够的能力朝廷也好安心的将其下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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