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纳闷的问道。

明明北平的形势越来越好，可迎面而来的却是更多的麻烦，更可怕的是，这些麻烦在朱棣看来，却没有丝毫的办法应对，仿佛只能等冲突发生。

因为权利。

不过这些聪明才智，说话不会这么直接，他们好用更详细和高情深的话，来回答王爷的疑问。

“中华重工的体量，已经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因此带动起来的效应，绝对不是小打小闹般。”

中华重工的发展，金忠是出过力的，比葛诚参与的要多许多，因此金忠有更清晰的看法。

而最博学的余逢辰，却说不出个一二。

“中华重工改变了社会生活方式。”葛诚跟着补充道。

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实际上意义巨大。

朱棣沉思。

有些矛盾，如果按照这种思路去想的话，的确更加的清晰明了，许多想不通的地方，一下子就茅塞顿开。

“圣人曾经下诏天下，说：““朕”治理天下，务必要使农民尽心尽力地耕田种地，士人真诚地修习仁义道德，商人努力从事商业贸易，工匠努力提高专业技能。

之所以如此，是想让他们都能各安其生。””

葛诚向南方拱了拱手。

“我朝建立之初，社会残破，户籍散乱，此时朝廷的工作的重点是使流移各地的大量百姓安顿下来，重新纳入官府户籍，所以官府在大力鼓励垦荒的同时，也了很大力气进行户口统计，编制了相应的册籍，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社会经济稳定下来了。”

“在乡里的根基是里甲制度，在城里的根基是厢坊制度，应付官府的各种征求，追征各户应缴的钱粮，也要解决纠纷，督促生产，维护治安。”

“中华重工和中华重工的体系下，已经破坏了官府治理地方的政治基础。”

如果朱高炽在这里，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官府的根本权利，被中华重工侵占了。

当年中华重工规模小，才数千人，官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形成了默契。

可几年发展下来，哪怕反应再慢的官府，也要正视这个问题了，幸亏是在北平，如果是在陕西，这个矛盾早就爆发。

权利之争，向来是激烈的。

葛诚多年来担任长史府左长史，习惯从大方向入手来思考问题，他身旁的金忠，起于微末，习惯从实际出发。

“对这些变化，其实小王爷是有准备的，例如支持官府垦田，利用铁道支持地方驿站系统等。”

“不过目前看来，中华重工体系发展太快，这些补贴手段，已经跟不上当下的形势，满足不了化解矛盾的需求。”

葛诚和金忠，都不是传统的读书人。

在场的传统读书人是余逢辰，也是几人中和燕王相伴时间最久，资历最深的人。

其实历史有时候很奇妙。

这三个燕王最亲信的人，按照和燕王关系深厚和相处时间来分，那么最长的是余逢辰，中间的是葛诚，最后是金忠。

而在朱棣造反的时候，最支持朱棣的反而是金忠，葛诚是反对，那么余逢辰则是用性命阻止朱棣造反。

如果不考虑成王败寇在后人心中的成见，换位思考，其实余逢辰才是真正为国为民的高义之士。

他在燕王面前拔剑自刎，用性命劝诫燕王不要造反作乱，成为危害国家霍乱百姓的凶手，力劝燕王名声大于得失，不要成为后世辱骂之人。

为什么要选择自刎。

因为他在告诉燕王，作为燕王的藩臣，他是忠义的，哪怕是死，也不会抛弃燕王。

他的高尚行为，和他丰富的学识是相比配的。

这也是朱高炽明知道此人的情况下，仍然遵从此人，并且只要是此人值班，朱高炽就会来上课的主要原因。

如果把此人的行为，放在汉朝七国之乱的时期，此人的名声，在历史上一定会截然不同。

余逢辰并不是个迂腐之人。

相反，在朱棣决定起兵造反前，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到了，在燕王面前自刎相劝的举动，考虑到了所有的形势，因此才做出的这个决定。

现在。

朱棣是他的亦君亦友，朱高炽是他教的学生，北平的发展成就，则发生在他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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