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通鉴》卷六○初平六年胡注曰：“三台：尚书台、御史台、符节台也。

《晋书》曰：《汉官》：尚书为中台，御史为宪台，谒者为外台，是为三台。”我认为“三台”在此似指三台之率，即尚书令、御史中丞、谒者仆射。

尚书令职掌，据《汉旧仪》作“主赞奏，封下书。”可知其本应直接面见皇帝，上传下达。

董卓召呼尚书令诸官诣太师府启事，以天子地位自居，无疑是对皇权的僭越行为。

〔42〕

事具《后汉书王允传》。

〔43〕

《通鉴》卷六六建安十七年“臣光曰”。

〔44〕

《读通鉴论》卷九“献帝”之一。

〔45〕

说详《剑桥中国秦汉史》中译本第六章。

〔46〕

《续汉书五行志》刘昭注引《风俗通义》。

〔49〕

据《三国志武帝纪》注引《荀彧别传》，荀彧曾与曹操反覆讨论名教的问题。

荀彧不懈鼓吹礼学教化，固由“儒家豪族”之家世背景使然。

而曹操当戎马倥偬、立功立事之际，于立德立言亦未敢忘怀。

他仰慕虞舜之“教化征伐，并时而用”，光武之“投戈讲艺，息马论道”，醉心于“王道两济”的境界，与董卓乃至其他“非儒家的寒族”，又是有天壤之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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