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据《三国志荀彧传》；“〔建安〕十七年，董昭等谓太祖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密以咨彧。

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

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

太祖由是心不能平……〔彧〕以忧薨。”王夫之论此事云：“九锡之议兴， 而刘氏之宗社已沦，”〔44〕指明其为曹操“代汉自立”之第一步。

荀彧事曹操二十余年，始终又“以国家为念”。

《读通鉴论》卷九说：“则彧者，操之谋臣，至于篡逆而心怵焉其不宁，左挚右曳以亡其身。”又说他“虽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己。”荀彧与其叔父荀爽，以及参与反对董卓密谋的其他党人名士，当时虽然属于对立的营垒，但他们对待曹操、董卓“篡逆”之举的态度，却是如出一辙的。

余论

董卓进京，彻底剥夺了汉帝、太后残余的权威，摧毁了腐朽衰落的旧皇权，使困扰东汉社会百年之久的宦官、外戚专权问题，初步得到了解决。

董卓及其凉州武人集团，在东汉帝国崩离之际得以发挥关键作用。

究其原因，似取决于他们特殊的地域、文化乃至民族背景。

余英时先生指出：东汉政府将羌人安置于帝国境内，造成了凉州等边疆地区汉人的“蛮夷化”〔45〕。

余氏所谓“蛮夷化”，相当于本文讨论的“羌胡化”。

而本文一个基本结论就是：包括董卓集团主要成员在内的凉州武人阶层，缺乏学术而擅长武力，明显带有“羌胡化”的倾向。

唯其如此，董卓在以强力手段颠覆东汉皇权的同时，又完全破坏了最基本的社会秩序。

凉州秦胡兵肆虐于洛阳，在关东地区引起广泛的恐慌和敌意。

董卓敢于行废立之事，敢于逼太后归政，敢于挟献帝迁都，敢于黜汉帝尊号，动摇东汉国本，开启代汉过程的第一步；却又无法长期立足关东，无法“移神器于己家”，完成代汉过程的第二步。

他的活动，只是为曹操等关东势力开闢了道路。

曹操由讨董卓起家，实际上又继承了董卓的政治遗产。

应劭称董卓“百官总已，号令自由”〔46〕；范晔则云：“自许都以后，权归曹氏，天子总己，百官备员而已。”〔47〕董卓、曹操皆以宰相的身分，挟天子以令诸侯。

黄山谓曹操“甘心为卓之所为”，正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

陈寅恪先生将魏晋统治者曹、司马二氏，划分为“非儒家的寒族”与“儒家豪族”〔48〕。

我想说明的是，曹操出身寒族，却周旋于党人名士之间，与儒家豪族人物，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精通兵家韬略，又留意于儒学名教。

“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交替为用，相得益彰〔49〕。

所以，曹操不仅得到非儒家寒族的支持，而且得到众多儒家豪族的支持，其政权具有比董卓政权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曹操在政治上的成就，也大大超过董卓。

他利用虽无权威却仍为名义所在的汉天子，树立了足以威慑、统制北方的新皇权，进而为曹魏代汉奠定了基础。

最后附带指出，董卓代表凉州及西北边郡武人集团的利益，而在他执政期间，尤其是迁都关中之后，整个武人阶层的政治、社会地位，都有显着的提高。

曹操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群雄逐鹿中原。

在曹氏政权之下，武人阶层仍得以长盛不衰。

此事影响所及，魏晋之际的大族名士，为获得政治上的发达，及维持家族的显贵地位，亦纷纷担任武职，追求军功，“儒家豪族”呈现令人瞩目的武人化倾向。

司马氏灭蜀之役，邓艾、钟会二士争功。

邓艾是寒族武人，钟会则为大族名士。

至于河内司马懿，虽以文学起家，却又长年征战，凭借军功营作家门，最终取得代魏的资本，更是“儒家豪族”武人化的典型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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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据《后汉书董卓传》，董卓欲行废立，卢植表示异议， 遂有此言。

〔2〕

《三国志袁绍传》注引《献帝春秋》所载袁绍之语。

〔3〕

《后汉书董卓传》谓卓“集群僚于崇德前殿， 遂胁太后，策废少帝”。

《集解》引王补曰：“此卓矫董太后策也。”其时董太后已死数月，且《三国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所载策文，又有“永乐太后（即董太后）暴崩，众论惑焉”之语，故为董卓所胁之太后，只能是何太后，而不是董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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