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为军也”，说明这些原则不是宋襄公制定的，而是先人一直如此。

隘，是山水之险；阻，是守卫，阻击；不以隘阻，就是不仗恃着有什么高山大河或茫茫海峡作依凭，就咋咋唬唬，惹了你也拿我没办法。

当先人学会了用土筑墙后，“城”这种东西，也成了用于防守、阻击的人为之“隘”。

显然，“不以隘阻”，也包括不以城坚守固而逞强逞脸。

悲哀的是，没人支持宋襄公。

宋国大夫子鱼针对宋襄公对众人意见的否定，就是这样否定之否定的：

“您这是不懂战争。

面对强大的敌人，有险可阻，有乱可乘，此乃天助，凭此尚怕不能取胜。

战争的目的就是杀敌，假如怜惜受伤的人，那就干脆不伤；如果怜悯上年纪的人，那就干脆投降。

作战就是利用战机，为什么不能以险隘挫敌呢？

击鼓就是为了进攻，为什么不能攻击未列之敌呢？”

子鱼的话不对吗？

完全对。

转自铁血

那是襄公错了吗？

也没错。

子鱼是在以战争原则谈战争，襄公则是在以政治原则谈战争。

仅以原则对原则，谁都没有错。

但如果子鱼能明白战争是从属于政治的，抛开政治原则谈战争原则，那他的战争就不可能再有什么原则。

而政治一旦失去了指导战争原则的权力，也就同时失去了维护政治原则的能力。

一个无法维护自己原则的政治，它唯一的结局，就是接受战争的原则，以战争的原则替代政治的原则。

而失去了政治原则指导的战争原则，其唯一目的，就是充分发掘人的兽性，把人变成野兽！

此时，谁都可能吃人或被人吃的。

岳飞与宋高宗（二）

邢卫华

岳飞之死，据说是个千古之谜。

这谜，也据说就谜在那个“莫须有”三字上。

这三个字，人们解了近千年，也不过是“不须有”或“也许有”，到底是什么，还是没人拿得准。

今天的人拿不准还没什么，有得是时间，接着拿。

可如果当年也这样拿不准，那可不行。

岳飞什么人？

头上顶着的可是太尉、少保、武昌开国侯的荣封，实领着湖北、京西宣抚使，兼领过河南、河北诸路招讨使，战功卓著，死前的头衔还是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属于宰相级别，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或国防部副部长或参谋总长。

慢说宋太祖赵匡胤在登上帝位时曾有过禁杀大臣和上书言事者的誓约，并及南宋初年那样动荡的局面，就算是在和平时期，在任何一个朝代杀这么个人，没有过硬的理由，谁敢？

可人家秦桧不仅敢，而且面对韩世忠的质问，冷脸回了这么三个字。

转自铁血

这个回答无论是解成强硬，还是心虚，都会使人得出杀岳飞是“毫无理由”的结论。

事实上，这种解释本身就产生在这个结论上。

在这个基础上，再追问下去，秦桧为什么要这样做？

推论自然就是秦桧要卖国，不除掉岳飞这个主战者就卖不成。

而秦桧卖国的证据就是坚持议和。

这几乎已经成了千古定论。

然而，只要我们能多少了解一些南宋初年的国情，就会发现这个定论起码在两点上难以成立：

首先，岳飞并不是当时唯一的主战将领，与张浚、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老一代抗战将领们比起来，岳飞只能算是晚辈之中的后起之秀。

就算在后起中，一直坚持在陕西抗金前线的著名将领吴玠、吴璘兄弟及刘锜、扬沂中等将领，身份虽比岳飞差一些，但抗战的坚决性及与主和派的矛盾激化程度，决不比岳飞差。

在高宗十四年（绍兴十年）的那次著名的宋金大战中，最先对秦桧抗命不退的并不是岳飞，而是刘锜；最先以少胜多，数次在顺昌（今河南阜阳）保卫战中仅以两万人马挫败金兀术十二万大军进功锋芒的，也是人家刘锜。

如果没有刘锜等战将的拼死坚守及再三的出奇制胜，从而坚定了大本营派四路大军渡江反击，并争取到极为宝贵的时间的话，岳飞等人能否顺利渡江，能否一举打到朱仙镇，那还真是个未知数。

而刘锜、扬沂中与岳飞一样，均有武将最高的“太尉”头衔，吴玠则与岳飞同享“开府仪同三司”的待遇，都是当时后起中资历比岳飞老，而身份仅次于岳飞的名将。

所以，杀掉一个岳飞，根本不可能达到为所欲为的卖国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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