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起来,想要处理好这个问题虽然很困难,但是并不是没有办法。
整个社会应该是一个开放流动的社会,而不是一个阶级固化的社会。
社会的成员必须拥有接受平等的教育的权利,他们的机会应该是平等的。
统治阶级接纳新的成员的机会应该面对所有的社会成员平等地开放,自由、平等的真正含义在于选择自由,机会平等。
要打破只有能够吃茶叶蛋、喝可乐的权贵家族的成员才有资格统治国家的权利。
“意思是要加强义务教育?”
不仅仅是义务教育,是要开放一切获得教育的机会。
我们的国民,因为种种原因很多人没有机会完成六年义务教育,即使是现在,大学教育依然是某些人的专利,这就天然地将绝大多数的群众的受教育的权利剥夺了。
那么眼下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都是什么人呢?
——我们自己党内高官的子女,民主人士和资本家们的子女,那么普通的农民和工人呢?
高考和公务员考试,无论怎么被诟病,被质疑,从本质上讲,它的初衷都是一个公平选拔的平台,这样一个平台一旦失去,后果就是不公平的内幕和关系选拔了。
因此,一旦教育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主席同志最关心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问题实际上就不是一个大的问题了。
那些山头主义、小集体主义等等已经是成千上万年的流毒了,根本是不可能用制度克服的。
1957年的问题也显示当时的现状,因为缺乏足够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共和国在很多关键的位置上不得不继续任用过去遗留下来的人员,这一批过去时代的精英分子在新社会的地位远远低于过去时代,于是满腹的牢骚在1957年爆发了出来,如果继续拖上几年,等新中国自己所培养的人才能够顶替掉他们的位置,这些人所能够造成的影响,也就有限得很。
孙瑜所来的时代,种种政治运动和学习都已经流于形式化了,但是他深深地记得一点,经过了基层工作锻炼的人,即熟悉了基层工作富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人才,必然比只会做办公室的人好得多。
当然,在基层只会糊弄上级领导的人也大有人在。
因此,这样看下来,依靠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改造农村也是势在必行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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