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先生。”

郭永华欠了欠身，恭敬地回答，

“主要思路是我提出的，但其中关于北平古城格局、建筑价值的专业分析和基础资料，得益于梁思成先生、林徽因先生的无私提供和审阅斧正。

报告是集体智慧的初步结晶。”

老者点了点头，没有对“集体智慧”做评价，而是直接问道：“报告里说，北平的城墙、牌楼、大量的旧街区，不是城市发展的‘包袱’和‘障碍’，反而是宝贵的财富，拆不得，还要想办法保护、利用好。

这个观点，和现在很多同志的想法，不太一样啊。

很多同志认为，这些东西，是封建社会的残余，阻碍交通，妨碍建设，拆掉了，才能甩掉包袱，轻装前进，建设一个崭新的、现代化的首都。

你怎么看这个矛盾？”

问题很直接，也很尖锐。

郭永华深吸一口气，知道关键时刻到了。

他没有回避，而是迎着老者的目光，诚恳地说：“先生，我认为，这看似是矛盾，实则是我们如何看待‘新’与‘旧’，如何看待‘发展’的理解问题。”

“哦？

怎么说？” 老者饶有兴趣地向前倾了倾身子。

“首先，‘新’不一定意味着要彻底否定和摧毁‘旧’。”

郭永华组织着语言，尽量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阐述，

“一座城市，就像一个人，有他的童年、青年、壮年。

北平的古城格局、历史建筑，是它几百年、上千年生长留下的印记，是它的‘记忆’，是它的‘根’。

一个人，不能因为要长大成人，就把童年的照片、家里的老物件全烧了，那是割断自己的来路。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首都，更是如此。

把这些历史的印记保护好，利用好，能让生活在这里的人，让来到这里的客人，直观地感受到我们这个民族的厚重历史和文化传承，增强认同感和自豪感。

这是无形的，但极其重要的精神财富。”

老者听着，手指在沙发扶手上轻轻敲击，不置可否。

“其次，” 郭永华继续道，

“说它们是‘障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只用一种思路去看待城市发展——那就是不断在旧城的‘螺蛳壳里做道场’，不断地向中心挤压，不断地拆旧建新，拓宽道路，盖高楼。

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是旧城的历史风貌被破坏了，新的建设也因为空间局促、限制众多而难以舒展，最后搞成个‘四不像’，既丢了传统特色，又未必能达到理想的现代化水平。

而且，在人口密集、建筑林立的旧城进行大规模拆迁，成本极高，矛盾集中，容易引发社会问题。”

“那依你之见，该当如何？” 老者追问，目光锐利。

“报告里提出的‘新旧分治，联动发展’，就是试图解决这个困境的一种思路。”

郭永华指向老者手中的报告，

“简单说，就是给古城的‘记忆’和‘根’留出空间，让它们继续活着，发挥文化展示、旅游休闲、特色居住等功能，同时，在古城外围，选择合适的地方，规划建设新的城区，把新增的行政中心、工业区、大学区、大型居民区等等，主要放到新城去。

新城可以按照现代化的标准，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不受旧格局限制，放手建设。

这样一来，旧城‘减了负’，可以更从容地进行保护性的、精细化的改善，比如引入现代厨卫设施，改善环境卫生，疏通内部交通，但不大拆大建，保持原有肌理和风貌。

新城则‘放了手’，可以高效承载发展功能。

两者之间，用便捷的交通、大片的绿地、文化的轴线连接起来，功能互补，相得益彰。”

他停顿了一下，看到老者听得很认真，便又补充道：“从长远经济账来算，保护并巧妙利用古城，发展文化旅游等相关产业，其带来的综合效益，包括文化效益、社会效益、甚至经济效益，未必就比拆掉盖工厂、盖宿舍楼低。

而且，避免了大规模拆迁的巨额成本和社会震荡。

拆掉一座有数百年历史的精美牌楼，可能只需要几天；但要想再建一座有同样历史沧桑感和艺术价值的，花多少钱，多少时间，也建不出来了。

有些东西，毁了，就永远没了。”

最后这句话，郭永华说得有些动情。

他想起了梁思成那痛心疾首的眼神，想起了林徽因病弱却坚毅的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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