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1987年11月18日夜里，某扇没有拉严窗帘的窗户里漏出的一线灯光。

有人站在那扇窗边。

看着楼下那个戴鸭舌帽的男人走进单元门。

看着自己的丈夫打开门迎接那个男人。

听着那句改变了她一生的话。

然后她转身。

把刚满六岁的儿子抱进卧室。

轻轻关上门。

夏晚星把照片贴在心口。

隔着羊绒大衣。

隔着二十二年没有说出口的想念。

隔着母亲二十二年不敢回家、怕连累女儿也卷入那场三十七年前的阴谋——

她终于收到了一封回信。

“她在哪？”她问。

陆峥看着她。

“榕荫路38号。”他说。

“你在楼下看的那扇窗户。”

夏晚星的眼眶终于红了。

不是泪。

是光。

她们重逢在楼下单元门口。

陆峥没有跟下去。

他站在302室的窗边。

隔着洗到褪色的的确良窗帘，看着夏晚星穿过二十米初冬的冷空气，走向那个站在单元门口的老妇人。

老妇人穿着照片里那件深灰色开衫。

头发比照片里更白了一些。

她站在那里。

望着自己的女儿。

二十二年。

八千零三十七天。

她每个月寄出一封信，从来没有收到回信。

她每个月去邮局领一笔汇款，从来没有签收人的留言。

她每年除夕站在榕荫路38号楼下的法国梧桐边，望着302室黑着的窗户，站到新年钟声响尽。

她以为自己这辈子不会再见到女儿了。

她以为女儿恨她。

她以为那通1987年11月21日的电话是她欠这个家一辈子还不清的债。

可是女儿来了。

站在她面前。

穿着她寄钱买的那件浅灰羊绒大衣。

下摆蹭了一道浅浅的灰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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