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摇了摇头，转身走进了小区。

电梯里只有她一个人。

她靠在电梯壁上，看着头顶的灯管，白光刺得眼睛有点疼。

她没有闭眼，就那么直直地看着，看着那根灯管里细微的电流在不停地闪烁，像一条被关在玻璃管子里的、永远在挣扎的蛇。

电梯到了十二楼，门开了。

她走到自家门口，掏出钥匙，插了好几次才插进锁孔。

门开了，屋里黑漆漆的，没有开灯。

她站在门口，手还握着门把手，没有进去。

屋里有一股淡淡的灰尘味，不是因为她不打扫，而是因为今天出门的时候忘了关窗户，晚风从纱窗的缝隙里灌进来，把桌上文件上的灰尘吹得到处都是。

她终于进了门，关了门，没有开灯，靠着门板慢慢滑坐到地上。

黑暗里，她听见自己的呼吸声，一深一浅的，像是一个溺水的人在拼命地浮出水面。

她用手捂住脸，掌心贴着冰凉的皮肤，感觉到自己的脸颊是湿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她又哭了。

她想起八岁那年的那个下午。

那天她放学回家，家里来了很多人。

妈妈坐在沙发上，脸色白得像纸，旁边坐着几个她不认识的叔叔阿姨，每个人的表情都很严肃。

妈妈看见她进门，站起来，走过来，蹲下来，双手扶着她的肩膀，眼睛红红的，但没有哭。

“晚星，爸爸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牺牲了。”

八岁的夏晚星不太理解“牺牲”这个词的含义。

她以为是爸爸受了伤，在医院里，过几天就会回来。

她问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妈妈没有回答。

她低下头，额头顶着夏晚星的额头，肩膀剧烈地抖动着，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那是夏晚星第一次知道，原来大人哭起来也可以这么安静。

后来她慢慢懂了。

“牺牲”不是受伤，不是去医院，不是过几天就能回来。

牺牲就是再也回不来了。

就是她的书包里永远少了一个人来接她放学，就是家长会上永远有一个空着的座位，就是每年生日的时候再也没有人偷偷把礼物塞在她的枕头底下。

她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接受了这个事实。

长到她已经记不清具体有多长，只记得某一个普通的、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的早晨，她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不再想哭了。

她看着窗外的阳光，觉得今天的天气真好，然后起床，洗脸，刷牙，吃早饭，去上学。

一切都很正常，正常到她觉得自己已经好了，已经放下了，已经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

但现在她才知道，她从来没有放下过。

她只是把那根刺藏在了心里最深的地方，藏到连自己都以为它不在了。

可今晚，陆峥的一句话把那根刺狠狠地拔了出来，连血带肉，疼得她几乎喘不过气来。

不知道在地上坐了多久，她终于站起来，开了灯。

灯光刺眼，她眯了一下眼睛，走到客厅的茶几前，蹲下来，拉开最底下的抽屉。

抽屉里放着一个旧铁盒，是那种老式的饼干盒，上面的漆已经斑驳了，露出底下生锈的铁皮。

她打开铁盒，里面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几张老照片，一枚军功章，一根断了表带的手表，还有一封信。

信是爸爸留给她的。

不是那种正式的遗书，就是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几行字，字迹潦草得像是匆忙之间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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