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跟着信号的节奏。

一下，两下，三下，停，再一下。

他在记。

不是用纸笔，是用身体。

干了三十年，他的身体就是记录仪。

手指敲击的节奏，肩膀微微晃动的幅度，甚至呼吸的间隔，都能帮他记住一组信号的特征。

信号消失了。

示波器上的波形恢复了正常，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老周摘下耳机，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应该按照约定，把监听到的异常信号整理成日志，等联络人来取。

这是规矩。

他不是外勤，不是战斗人员，他的工作就是听，然后把听到的记下来。

但他听到的那个频率，他认识。

五年前老鬼第一次找他，让他听过一段录音。

录音里的信号频率，跟刚才示波器上跳出来的那个，是同一套跳频模式。

老鬼当时说，这个频率如果出现，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我在哪里，直接找我。

老鬼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但老周听出来了。

老鬼很少用“直接”这个词。

老周拿起手机。

他用的是一部老年机，按键的，屏幕很小，蓝光。

通讯录里存着几个号码，都是用字母代替的。

他翻到其中一个，按下拨号键。

响了三声，挂了。

这是约定。

三声，挂断，意思是：有情况，老地方见。

老地方是江城南郊的一座废弃加油站，加油站旁边有一棵槐树，槐树底下有一条石凳。

老周把铺子收拾干净。

示波器关机，零件归位，待修的电器码整齐。

他把那台修好的红灯牌收音机打开，调到一个音乐台，正在放《茉莉花》，弦乐版的，小提琴的声音细细的，像一根银线从收音机里抽出来，在铺子里绕了一圈。

他听了一会儿，把音量调小，调到刚好能听见的程度。

灯没关。

门没锁。

面的青菜还没洗，搁在案板上，叶子有点蔫了。

他走出铺子。

巷子里路灯亮了一半，另一半坏了，明一段暗一段的。

他走在明暗之间，身影一会儿被拉长，一会儿被吞掉。

南街离南郊不远，走过去大概二十分钟。

他走得不快，步子稳，跟平时散步一样。

经过水果摊，大姐正在收摊，看见他，招呼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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