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封信的笔迹不一样，第二封明显是左手写的。”苏蔓的声音还是很平稳，稳得不像是在说自己的亲弟弟，而像是在汇报一项不太重要的任务细节，“你们拍照片让我看，照片里他坐在轮椅上，背后是一扇窗户。

我查了那扇窗户的光照角度，窗户外面不是欧洲，是东南亚。

东南亚没有能治他那种病的医院。”

“所以呢？”陈默的语气忽然冷了下来，插在口袋里的手微微动了一下，风衣的下摆被他自己的手撑开了一个不自然的弧度。

“所以你在骗我。”苏蔓说出这四个字的时候，语气没有任何起伏，像是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一个她早就心知肚明、只是一直不愿意说出口的事实。

货仓里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

陈默缓缓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握在掌心里，没有举起来，只是垂在身体一侧。

苏蔓看清了那个东西的轮廓，心里最后一丝侥幸也碎干净了。

***枪，枪管上拧着***，黑色的金属在应急灯的照射下泛着冷光。

“你已经没用了，雏菊。”他的声音很平，没有丝毫感情的起伏，“三天前你的身份就已经暴露了。

国安的人在你手机里装了追踪程序，在你诊室的花瓶里藏了窃听器，在你常去的那家咖啡馆的收银台后面安了一个人专门盯你。

陆峥亲自盯的你，三天，你去了哪些地方、见了哪些人、说了哪些话，他们全知道。”

他顿了顿，像是在给苏蔓时间消化这些信息，然后举起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苏蔓的眉心。

他的手臂伸得很直，没有一丝晃动，但握着枪把的指节白得刺眼。

“你应该庆幸来的是我。

如果是阿ken，你不会死得这么痛快。”

苏蔓看着那个枪口，忽然觉得胃里有什么东西在翻涌。

不是因为恐惧——她做过太多次被枪指着的心理建设，训练的时候，执行任务的时候，一个人坐在黑暗里想象最坏结局的时候。

恐惧对她来说早就不是一个陌生的访客了，她习惯了它的存在，就像习惯了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是检查窗户有没有被人动过痕迹。

让她翻涌的是陈默用的那个词——没用。

她潜伏了三年，替他收集了多少情报、传递了多少关键信息、帮着除掉了多少国安线人，他没有说感谢，没有说抱歉，甚至没有给她一个“撤退”的选项。

他说的是没用，像是在评价一件报废的工具、一只用完即弃的一次性手套。

“我有个问题。”她听到自己的声音从喉咙里传出来，比想象中平静得多。

陈默没有回答，枪口也没有动。

“我弟弟到底是活着还是死了？”

这句话一出口，她就感觉到自己的眼眶发酸，但她忍住了。

她不想在这个人面前掉眼泪，不是因为面子，是因为不值得。

陈默沉默了很久。

应急灯的电池似乎老化了，灯光闪了两下，把他脸上的阴影晃得一明一暗，像是在放一部定格动画。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沙哑了一个度：“活着。

但不归我管了。”

“那就好。”苏蔓说。

她说完这两个字，忽然笑了。

不是苦笑，不是冷笑，而是一种放下心来的、松弛的、温柔的浅笑，和她每次看完病人之后站在诊室门口送别时的笑容一模一样。

然后她的手伸进挎包的夹层里，摸到了那封写给弟弟的信。

信纸上还能摸到钢笔字的凹凸痕迹，墨迹早就干透了，但她的指尖挨个划过那些笔画的时候，还能感受到写字时留下的力度。

她曾经在信里写：“姐姐很快就能接你回家了，等这阵子忙完，带你去一个不下雪的地方。”那时候她真的相信，只要完成最后一次任务，陈默会兑现诺言，她和弟弟能去一个不下雪的地方。

人只有在等死的这几秒里，才真正有资格说自己有多天真。

她把手从挎包里抽出来，没有拿任何东西。

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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