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肖铁山是从汕尾出的海，一条不到十米长的小渔船，用了七个小时把我们送到香港一处偏僻的滩涂领上岸。

下船后，我们俩被塞进一辆面包车，七拐八拐，最后停在了深水埗的一栋旧唐楼前。

楼道又窄又暗，墙上贴满了小广告，空气里飘着一股咸鱼和潮气混合的味道。

肖铁山领着我爬到四楼，在一扇漆皮剥落的木门上，有节奏地敲了三下。

门开了。

开门的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瘦削，皮肤黝黑，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像个斯文的教书先生。

他上下打量了我们一眼，侧身让开。

“进来吧，大哥等你们很久了。”

屋子里烟雾缭绕，窗帘拉得严严实实，里面坐着几个人，我一进门就感觉几道目光同时落在了我身上。

坐在正中间的那个人，就是叶国欢。

他四十岁上下，个子不高，穿着一件半旧的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样子像个普通的生意人。

他手里端着一杯茶，看见肖铁山脸上露出了笑意。

“欢哥。”

叶国欢点了点头，把目光转向我。

“这位就是你在信里说的兄弟？”

“黄金城，做事够狠，而且嘴严。”肖铁山说。

“坐吧。”他终于开口，声音很轻，带着浓重的汕尾口音，“我这个人，不收孬种，也不收疯子。

你留下来，我看你一段时间。”

我坐了下来，屁股只敢沾着椅子的边缘。

那天，我见到了另外四个人。

开门的那个戴眼镜的，叫方展翼。

他看上去最斯文，说话轻声细语，可我后来才知道，他在前线当过侦察兵，能一个人在密林里趴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不动一根手指。

靠在窗边的，是一个魁梧得像铁塔的汉子，叫吴先勇。

。

蹲在沙发上磨指甲的那个年轻人叫楚文龙，二十六七岁，眉眼里带着一股掩不住的野性。

还有一个人坐在角落里，一句话也没说。

季秋棠。

他三十出头，皮肤是常年日晒后的古铜色。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衬衫，双手放在膝盖上，指节上布满了老茧。

他的眼睛，是我见过最安静，也最可怕的眼睛。

像一潭深不见底的死水。

后来我才知道，这五个人全是刚从南边战场上退下来的老兵。

在深水埗的那间唐楼里，我住了二十来天。

叶国欢每天很晚才回来，有时候一身酒气，有时候满身尘土，可无论多晚，他总会在灯下摊开一张纸，用铅笔在上面写写画画。

上面画着一条街，几栋楼，一条条箭头，密密麻麻，像蛛网。

他在我们所有人都还睡觉的时候，一个人把整场行动，在纸上推演了不知道多少遍。

某一天，他把所有人叫到一起，在桌上摊开了那份计划。

我不打算把细节全写出来。

他说话的语速很慢，谁负责进门，谁负责看住里面的人，谁负责外面接应，谁负责断后，每个人的位置，每个人的动作，甚至连每个人该说的每一句话，都安排得清清楚楚。

他说：“从进门到出门，总共一百八十秒，一秒都不能多。”

“记住三条规矩。

第一，不伤平民；第二，能不开枪就不开枪；第三，遇到警察，不恋战，各走各的，如果跑散了，就在老地方汇合。”

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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