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科之下是医科。

医科排名第三，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命。

因为圣明人口集中居住，瘟疫是常见灾难。

医师负责推行“种痘”、建立防疫隔离、改善饮用水源，挽救的生命数量远超任何一位将军或工部官员。

一个控制了瘟疫的医师，在百姓心中堪比“活神仙”。

而在战场上，一个武进士可以指挥一万士兵，但一个医科军医可以救回三千伤兵。

伤兵被救后，就是最忠诚的老兵。

军医的作用，是战争持续力的保障。

第四是农科。

没有粮食，一切归零。

农科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它的影响力排到第四，因为它对社会的改变不如武科、工科那么明显。

一个农科进士推广“高产稻”，从引种、试种、推广到全面丰收，需要三到五年。

而武科进士三个月就能打完一场大仗，工科进士一年就能修好一座大城。

农科进士的工作场所在田间地头，接触的是最底层的农民。

农民没有舆论话语权，不会写诗作传，也不会在朝堂上为农科进士“造势”。

他们只会默默地种出更多粮食，而这份功劳往往被归到“风调雨顺”或“皇恩浩荡”上。

此外，农科进士改良的种子、农具，往往被地方主官“拿走”去用，然后以他们自己的名义上报邀功。

真正的农科进士，常常是“埋头苦干，功劳归人”。

而文科会被排到最后，乃是由圣明的国情决定的。

在传统华夏，文科是唯一的通天之梯。

但在圣皇朱高燧改造后，工、农、武、医都可以直达庙堂。

文科失去了垄断地位，其“稀缺性”急剧下降。

传统文官的职能是行政、司法、教化，五科取士之后，文科被其他科目分流。

于是，文科进士的定位开始变得模糊，好像什么都能做，又好像什么都不专。

在传统上，文科进士是掌控话语权的阶层。

但当工、医、武科人才凭借实实在在的成果赢得声望之后，文科进士那种“坐而论道”的说服力就显得苍白了。

在“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民间印象里，文科进士变成了最容易被质疑的一群人。

嘉靖皇帝问颜松五科排序的问题，是想知道若在大明推行五科取士的新政，这五个科目该怎样排序才合理。

“回禀陛下，臣以为这个排序的差异，恰恰是理想与现实碰撞后发生的变化。”

颜松研究过圣明体制，对圣明五科排序的变化，可谓是感触颇深。

如今听到嘉靖皇帝这个问题，他回答起来那是游刃有余，而且说的头头是道。

“圣皇定下工、农、文、武、医的科序是从治国理政的设计出发的，毕竟圣明开国，需要先立基业，再固根本，然后建制，最后保民。

眼下五科在圣明全国的影响力排序，却变成了武科第一，文科最后，这恰恰是圣明朝廷与民间现实需求的真实反映。”

“陛下，老臣认为，制度的设计逻辑与现实需求很难做到完全重合。

圣皇当年定下五科位序，但他无法改变圣明百姓‘先求生存、再求发展’的需求本能。”

颜松沉声道：“所以，臣觉得，若朝廷要试行五科取士之制，可以不做排序，或者说不分先后。”

“文科、武科进士可以助朝廷维持稳定，工科进士可帮朝廷创造繁荣，医科进士可助朝廷赢得民心，农科进士可帮朝廷积累根基。”

“我大明已经有了武进士，陛下既已决定效仿圣明施行五科取士之制，开恩科时，可在传统儒学进士科之外，新增农、工二科。”

他说到这里，咽了一口唾沫，舔了舔有些干裂的嘴唇，继续道：“太祖重农，洪武年间设有劝农官；太宗重工，永乐开海，千帆竞发。

陛下增加农工二恩科，乃顺应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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