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雷霆’突击群……我们被挡住了！

在博物馆区……遭遇预设反坦克障碍和交叉火力……损失惨重……无法突破……重复，无法按计划时间抵达指定坐标……敌人太多……炮火……我们需要……”

声音戛然而止，只剩下了电流的嘶嘶声。

无线电操作员徒劳地旋转调谐钮，拍打着机器，但再无任何有效信号传来。

指挥部陷入了比之前更可怕的死寂。

屋内的每个人都能想象出那幅画面：

最后寄予厚望的解围部队，在革命军精心布置的防线前撞得头破血流，或许此刻正在被分割、包围、歼灭。

那条通往“自由”和“生存”的细线，啪的一声，断了。

“为什么这么慢？

！

他们为什么突破不了！”

赛佩尔突然从椅子上弹起来，扑到无线电前，对着无声的话筒尖声质问，

“告诉他们！

不惜一切代价！

所有的弹药！

所有的坦克！

所有的……人！

冲过来！

这是命令！

我们在这里！

最高指挥部在这里等他们！”

赛佩尔的声音在密闭空间里回荡，可没有人回应他。

冯·特拉尼茨上将颓然坐回椅子，双手捂住了脸。

卡塔琳娜女伯爵死死咬着下唇。

角落里，一个一直沉默的、穿着皱巴巴外交部礼服的老人—— 前帝国外交官，现“临时政府”外交顾问，里夏德·冯·梅特涅 用冰冷的声音说：

“质问他们？

或许我们该问问自己，赛佩尔主席，冯·特拉尼茨将军，还有在座的诸位……

当你们签署那些清洗名单，批准那些未经审判的处决，鼓励‘家园卫队’‘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恢复秩序’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那些被吊死在路灯杆上的工人领袖，那些在监狱地下室被拷打致死的学生，那些仅仅因为怀疑同情红色就被当街射杀的普通市民……

他们的同志、家人、朋友，会怀着怎样的怒火拿起武器？”

他环视着一张张惨白或铁青的脸：

“柏林广播里说的‘血债血偿’，不是空话。

外面那些进攻的士兵，很多人的兄弟、父亲、邻居就死在我们签署的命令下。

他们不会接受投降，至少不会接受我们这些人的投降。

这场战争么残酷，不是因为士兵们多么勇敢，而是因为……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放下枪，就意味着马上要面对行刑队。”

这番话刺穿了这群人最后一丝自欺欺人的幻想。

所有人都明白，这是事实。

从最早镇压社会民主党领导的罢工开始，到后来对“德奥合并”支持者的清洗，再到内战爆发后变本加厉的白色恐怖……

在座的这些人，或许没有亲手扣动扳机，但每一份授权扩大镇压范围的文件，每一次对“家园卫队”暴行视而不见甚至默许的决策，都在为那座血债高塔添砖加瓦。

赛佩尔想起了自己批准逮捕的那几十名“煽动颠覆”的记者和教师；冯·特拉尼茨想起了他下令炮击那些被怀疑藏匿赤卫队的工人住宅区；卡塔琳娜女伯爵眼前闪过她亲自表彰过的、那个以“高效率清理红色分子”而闻名的“家园卫队”支队长的脸……

现在，讨债的人来了，就在几百米外，用步枪、刺刀和炸药，一笔一笔地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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