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所有社会主义理论，这样的国家应该是最难革命、革命后也最难维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

可是韦格纳——这个他从未听说过的人——竟然做到了。

更让墨索里尼焦虑的是德国革命展现出的新型特质：

它强调组织效率和务实建设；它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竟然还能维持一定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稳定。

社会党朋友寄来的德共宣传品上写着：

“我们不摧毁技术，我们接管技术；我们不消灭知识分子，我们改造知识分子。”

“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上的革命……”

墨索里尼在日记里写道，字迹潦草而激动，一旁放在桌子上的《晚邮报》，头版标题上写着：

“柏林红旗飘扬——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详细报道描绘了一个他所向往的景象：

工人士兵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土地改革……。

报道特别提到一个名字：卡尔·韦格纳。

“一个军人出身的社会主义者……”墨索里尼喃喃自语，心中涌起一种奇异的共鸣。

他自己也是从社会党激进派转型（尽管是被开除），也相信暴力革命，也崇拜行动力。

但韦格纳做到了他不敢想的事——在欧洲心脏地带建立了一个稳固的红色政权。

墨索里尼做了一个决定。

他找出1914年被社会党开除时撕碎的党证残片，用颤抖的手给米兰的意大利社会党支部写了一封信：

“同志们，过去几年的迷惘让我付出了代价。

如今历史给出了新的答案——看看柏林吧！

那才是社会主义在20世纪应有的形态。

我请求重新审查我的立场，我愿意在党的纪律下工作，为意大利的解放贡献力量。”

回信在一周后送达，简短而冰冷：

“本党认为您在1914年的行为不可原谅。

您对战争的支持已证明您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另：

您最近在报纸上发表的言论中仍充斥着民族主义情绪，这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相悖。”

他不死心。

既然意大利的同志不理解他，那么也许——也许柏林的同志能理解？

2月，他通过瑞士的中间人，向柏林寄去一封长信，收件人直接写了“卡尔·韦格纳同志”。

信中，他详细阐述了自己对“德国式社会主义革命”的钦佩，分享了自己早年对社会党的贡献，甚至暗示愿意“在国际革命事业中扮演角色”。

石沉大海。

三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回音。

那时的德国还处在忙碌的基础建设和内部整合之中，这封信有没有穿越奥地利抵达德国境内谁也不知道。

“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

墨索里尼苦笑着重复这句话，把信稿扔进壁炉。

火焰吞噬纸张时，他想起了葛兰西——那个在都灵工厂委员会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

是的，那才是意大利共产党想要的“先锋”，不是他这个有过“污点”的前社会党人。

但墨索里尼心中最深切的渴望仍未熄灭。

1919年春天，他做了一个更疯狂的决定：

亲自去柏林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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