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让批评成为常态。

不是等着中央发通知才批评，而是基层党员、普通群众随时都能提出批评。

卢森堡同志的报告里提了个建议——在各级党组织设立‘人民监督员’，由群众选举产生，有权列席行政会议，调阅非涉密文件。”

施密特沉思片刻：

“这会大大增加行政成本，而且……可能会让一些干部感到束手束脚。”

“要的就是让他们感到束手束脚！”

韦格纳的声音提高了，

“权力没有束缚就会膨胀，这是政治学的基本原理。

我们建立社会主义，不是为了换一批官僚来统治人民，是为了让人民自己管理自己。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制造出了一批新的官僚，那我们的革命就失败了。”

“施密特同志，”

韦格纳的声音缓和下来，

“你还记得在刚起义时我对战士们说的话吗？”

“记得。”

施密特说，

“您说，我们不是为了夺取权力而战，是为了消灭人压迫人的制度而战。”

“对。”

韦格纳望向窗外，

“现在权力在我们手里了。

考验才真正开始——我们能不能用好这个权力？

能不能在掌权的同时，不被权力腐蚀？

能不能建立一个真正让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而不是用一个新的官僚体系代替旧的？”

第二天上午的政治局会议，气氛异常凝重。

韦格纳让施密特首先通报了调查报告的主要发现。

当听到“三百多例个人崇拜现象”时，会场里出现了低声议论。

克朗茨第一个发言：

“我认为同志们是好意。

韦格纳主席的领导确实英明，群众表达爱戴之情，这是自然的。

我们不必反应过度。”

“这不是反应过度。”

卢森堡说，

“这是原则问题。

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应该是集体的代表，而不是凌驾于集体之上的超人。

个人崇拜会压制党内批评声音，最终会导致决策失误——历史上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李卜克内西补充道：

“而且我们要问：

这些个人崇拜的现象，是真的来自群众自发的爱戴，还是某些干部为了讨好上级而刻意组织的？

根据我和罗莎同志在基层的调研，不少情况属于后者。

有些地方干部把‘突出领袖’当成政治表态的方式，这本身就是官僚主义的表现。”

台尔曼从安全角度提出了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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