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拿起电话：“卡尔，通知我们《民族》周刊的朋友，可以发那篇关于农业信贷的文章了。

对，就明天。

重点加上这个案例：堪萨斯农场主，土地被拍卖当天自杀。

名字？

达奇·斯特林。

对，用真名。

家属？

……应该还有孩子。

在文章里提一句：他的债务不会因为他的死亡而消失，将由他的继承人承担。”

挂断后，费舍尔走到窗前。

他想起柏林郊区的村子。

那里的农民不会被债务逼死，因为土地属于合作社，机械由国家提供，收成按劳分配。

如果收成不好，国家会提供补贴；如果有人生病，医疗是免费的；如果孩子想上学，学费是不用交的。

一个系统把人逼上绝路，另一个系统给人留活路。

这就是区别。

但纽约的银行家们不会懂这个区别。

他们只会看到数字：农业投资信托的股价、9%的承诺收益率、每个季度的分红支票。

他们不需要知道堪萨斯的土地上发生了什么，不需要知道达奇·斯特林吞枪自杀时是什么感受。

在这座城市的某间公寓里，也许正有个人看着农业投资信托的分红支票微笑。

他永远不会知道，这张支票背面，沾着一个堪萨斯农民最后的绝望。

窗外的纽约华灯初上，又一个狂欢夜即将开始。

但费舍尔知道，在遥远的堪萨斯，在一栋如今空无一人的白色木屋里，有盏灯永远熄灭了。

而每熄灭一盏这样的灯，资本主义大厦的根基就松动一分。

当熄灭的灯多到连最华丽的霓虹都无法掩盖时，整座大厦就会开始倾斜。

达奇·斯特林不会看到那一天。

但费舍尔会。

柏林会。

历史会记住：1928年10月15日，一个农民用生命证明了，有些繁荣建立在别人的坟墓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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