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因为我的工资,不是因为人民革命军的福利,不是因为德国的经济一年比一年好。
是因为有人在别的地方流血。
意大利,匈牙利,波兰——每一次,都是有同志们在替我们流血,我们才能坐在这里,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露西低着头,没有说话。
“今天,有新的同志们在流血了。
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有自己的家,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孩子。
他们也想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但是有人不让——英国人,法国流亡政府,那些还想把工人踩在脚下的资产阶级。”
他的声音很轻,但很稳。
“如果我们不去,谁去?
如果每一次都指望别人替我们流血,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没有人可以指望了。”
露西抬起头。
她的眼睛红红的,但没有流泪。
“为什么一定要是你?”
她又问了一遍,但语气已经不一样了。
隆美尔沉默了几秒。
“因为你老公总能做别人做不到的事。”他说,
“我这不是骄傲,是事实。
在意大利,我三天推进二百公里。
在匈牙利,我用一个营挡住了两个团的进攻。”
他顿了顿。
“如果我去,也许可以少死一些人。
也许可以让同志们少流一些不必要的血。
也许可以让这场仗早一些结束,让那些工人早点回到自己家里,抱着自己的妻子孩子,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露西望着他。
很久。
“你什么时候走?”
“还没定。
也许几天后,也许更快。”
“要去多久?”
“不知道。
也许几个月,也许更久。”
露西沉默了。
她转过身,望着窗外漆黑的夜色。
康德大街安静极了,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电车声。
“你知道吗,”她背对着隆美尔说,
“我有时候希望你还是那个每天按时上下班、周末陪我逛街、从来不用我担心的人。”
隆美尔没有说话。
“但是那样的话,”露西转过身,望着他,“你就不是你了。”
她走过来,靠进隆美尔的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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