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九时，开往鲁尔区的专列缓缓驶出柏林火车站。

韦格纳坐在靠窗的位置，对面是施密特、台尔曼、克朗茨。

四个人的孩子挤在旁边的座位上，正凑在一起小声说话。

车厢里很安静。

大多数人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各想各的心事。

火车驶过一片村庄，田野里有人在干活。

远远地能看见那些弯着腰的身影，在五月的阳光下一起一伏。

韦格纳忽然开口了。

“施密特同志，你说，那些在地里干活的同志，知道咱们这是去哪儿吗？”

施密特顺着他的目光望去，想了想。

“应该不知道。

他们只知道有趟火车开过去，不知道车上坐的是谁。”

韦格纳点点头。

“那就好。

要是知道咱们是去体验生活的，他们该笑了。

笑咱们这些坐办公室的，终于想起来要出汗了。”

克朗茨忍不住笑了。

“主席，您这话说的，好像咱们是去受罪似的。”

韦格纳也笑了。

“不是受罪是什么？

那些同志的报告里，不都写着吗？

‘身体不好’、‘工作忙’、‘家里有事’——在他们眼里，下去干活就是受罪。”

他顿了顿。

“可是，那些矿工同志呢？

他们天天在井下，一干就是八小时、十小时。

他们身体就好了？

他们就不忙？

他们家里就没事？”

车厢里更安静了。

那些坐在后排的人，都在竖着耳朵听着。

“咱们这些人，当年都是从工厂、矿山、码头上来的。

后来坐了办公室，就忘了那个滋味了。”

他指了指窗外。

“你们看那些地，那些房子，那些人。

他们才是咱们的根。

咱们吃的是他们种的粮，穿的是他们织的布，住的是他们盖的房。

没有他们，咱们什么都不是。”

施密特点点头。

“主席说得对。

所以咱们才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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