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我住的地方是一个废弃的仓库，墙上裂着缝，屋顶漏着雨”。

记者写：村招待所去年新建，雅恩和克劳泽同志亲身体验，房间干净整洁，被褥干燥温暖。

他写“他们不给水喝，不给饭吃，不让我休息”。

记者写：食堂每日按时供应三餐，韦斯特曼同志因吃不惯，村里还多次单独为他改善伙食。

他写“那些农民表面客气，背地里嘲笑你”。

记者写：费曼同志手把手教他使锹，老妇人多次给他送番茄。

临走时还送他一篮子番茄路上吃。

文章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韦斯特曼同志的文章，通篇充满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恶意歪曲。

他将党的政策污蔑为‘迫害’，将知识分子的自觉锻炼污蔑为‘驯服’，将农民同志的淳朴热情污蔑为‘虚伪’。

其文笔越精彩，其用心越险恶。

一个作家，何以对自己的所见所闻如此熟视无睹？

何以对农民同志的善意如此冷漠？

何以对国家的政策如此仇恨？

他笔下的‘真相’，不过是他内心的投射。

他写的不是诺伊多夫村，是他自己。

目前，韦斯特曼同志的文章已转交人民监察委员会。

我们相信，法律的公正将会给出一个负责任的答案。”

韦斯特曼的手开始发抖。

他放下报纸，走到窗前。

街上人来人往，报童还在喊。

有人买了报纸，站在街边就看。

有人指着报纸议论纷纷。

他听见有人在念他的名字，有人在笑。

他关上窗户，拉上窗帘。

他走到桌前，想打电话。

打给谁？

那些朋友，那些夸他勇敢的人，那些说他会成为英雄的人。

他拿起听筒，又放下。

他想起库尔特，想起费曼，想起老妇人，想起那些番茄。

他想起费曼说的话：“累也值了。”他想起自己写的那些话——“他们不把你当人，只把你当笑话。”他闭上眼睛，想把这些念头甩开。

但它们像钉子一样钉在脑子里，拔不出来。

韦斯特曼的家门被敲响了，他惨白着脸走到门口，打开门。

门外站着两个人，穿着公安的制服。

一个同志出示了一张纸。

“韦斯特曼同志？”

他点点头。

“你因涉嫌捏造事实、诽谤国家政策、损害社会主义声誉，现依法对你进行调查。

请你配合。”

韦斯特曼张了张嘴，想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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