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蒂尼的笑容收了。

“陶里亚蒂同志，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

西西里有西西里的特殊情况。

您在罗马坐着，不知道下面的事情有多复杂。”

会议室里更安静了。

陶里亚蒂没有生气。

他翻开另一份文件。

“这是巴勒莫港口的出口配额报表。

过去三年，马尔蒂尼同志的亲属和朋友，拿走了百分之六十的配额。”

马尔蒂尼的脸红了。

“那是工作需要。

我的那些人懂外贸，懂市场。

其他人不懂。”

陶里亚蒂没有反驳。

他又翻开一份文件。

“这是卡尔塔尼塞塔硫磺矿的调查报告。

矿长是你的人，马尔蒂尼同志。

矿井不安全，上个月塌了一次，伤了两个人。

工人要求加班费，矿长不给，还叫了警察。”

马尔蒂尼的声音提高了。

“那是矿上的事，不是我管的。

我是区委书记，不是矿长。”

陶里亚蒂看着他。

“但矿长是你任命的。

你任命的矿长，出了问题，你不管？”

马尔蒂尼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

陶里亚蒂站起来。

“同志们，我今天不是来吵架的。

我是来解决问题的。”他环视一周，目光扫过每一张脸。

“大家都知道，前几天我去了柏林。

见了韦格纳同志。

我把这些信给他看了，把马尔蒂尼同志的‘西西里特色’给他讲了。”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韦格纳同志问我：陶里亚蒂同志，那些打着柏林旗号的干部，为什么还要容忍他们？

我答不上来。”

他走回桌前。

“后来他告诉我：对是对，错是错。

错了就要改。

不要以为一些同志是老资历，就放任他们侵吞国家财产、破坏党的政策。

你越放任，他们越猖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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