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人民委员会大楼。

韦格纳坐在办公桌前，手里拿着那份刚从罗马转来的报告。

施密特坐在他对面。

韦格纳看完报告，放下，靠在椅背上。

“马尔蒂尼，判了。”

施密特点点头。

“判了。

死刑。”

韦格纳沉默了几秒。

“从经历上看，他当年是个好同志。

结果革命胜利了，就一点一点变了。

今天收点小礼物，明天拿点小好处，后天就觉得自己该住别墅、该吃好酒好菜了。

他忘了自己是谁，忘了革命是为了谁。”

施密特问：“您觉得陶里亚蒂处理得怎么样？”

韦格纳想了想。

“处理得好。

快，准，狠。

没有拖泥带水，没有瞻前顾后。

马尔蒂尼这样的人，不能留。

留一个，就会坏一片。

今天他侵吞柑橘园，明天就有人侵吞工厂，后天就有人侵吞整个国家。

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一类人的问题。”

施密特点点头。

“意大利的同志们，这次做得漂亮。”

韦格纳摇摇头。

“漂亮？

不，这是血的教训。

马尔蒂尼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每个国家，每个党，都会遇到这样的人。

问题不是有没有，是发现之后怎么办。

陶里亚蒂没有手软，没有犹豫，没有因为马尔蒂尼是老同志就网开一面。

这就是态度。”

“施密特同志，你知道我最担心什么吗？”

施密特问：“什么？”

韦格纳说：

“我最担心的，不是马尔蒂尼这样的人。

他们坏，但坏在明处，容易发现，也容易处理。

我最担心的，是那些比他聪明的人。

他们不贪不占，不搞特殊，但他们也不干事。

他们坐在办公室里批文件，开会议，讲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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