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知道什么主义，只知道谁赢了就跟谁走。

韦格纳赢了，他就留下来了。

但留下来不等于信了。

他不信共产党，不信社会主义，不信任何主义。

他只是需要一个地方住，一口饭吃。

街道办的同志让他填了一张表，问了他的情况，然后给他找了一份工作，在仓库里搬货。

那时候整个德国都在挨饿。

魏玛政府的救济站他去过，排几个小时的队，领一碗稀汤。

可到了新政府这里一切就都不一样了。

第一天上班，食堂的大姐给他打了满满一勺土豆炖肉，还多给了他一块面包。

她说，吃吧，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

他吃了。

吃得很饱。

然后他告诉自己，这不代表什么，一顿饭而已。

明天也许就没了。

一年、两年、十年。

食堂的大姐换了人，但饭菜还是那个分量。

他的工作从搬货变成了记账，从记账变成了管一个小仓库。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怀疑了。

不是被说服的，是被日子说服的。

他每天醒来，发现昨天担心的事没有发生，今天担心的事也不会发生，明天担心的事更不会发生。

他的孩子有学上，他的老婆有工作，他的房子不漏雨，他的锅里不缺肉。

然后他就会想——也许他们说的是对的。

男人从回忆里抽身，抬起头，看着温菲尔德。

那双灰蓝色的眼睛里压着一种说不清的、像是叹息又像是释然的东西。

温菲尔德的手攥紧了皮箱的把手。

“所以你不打算帮我们吗？”

男人没有回答温菲尔德。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一条缝。

外面的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透过玻璃，照在他的脸上。

“温菲尔德，你饿不饿？”

温菲尔德愣了一下。

“什么？”

“我问你饿不饿。

你从英国来，一路坐火车，转轮船，又坐火车，折腾了好几天。

你应该饿了。”

温菲尔德想说“不饿”，但他的肚子替他回答了。

胃在叫，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客厅里听得很清楚。

男人没有笑。

他转过身，走回沙发前，拿起茶几上的钱包。

“这样吧，你先在这里坐一会儿。

我出去买点东西。

附近有一家面包店，这个点刚好新的黑麦面包刚出炉，还热着。

再买点香肠，还有啤酒。

你先看会儿电视。”

他走到电视机前，打开了开关。

电视机的屏幕亮了起来，男人调了几下旋钮，画面稳定了，出现了一个播音员，穿着深色的西装，领带系得一丝不苟，正在播报新闻。

“这是今天晚上的新闻。

你看看。”他把遥控器放在茶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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