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十年过去了，形势又变了。

从战后恢复到初步工业化，从初步工业化到全面工业化，从全面工业化到现在的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都不容易。

托勒站起身，走到窗前，拉开百叶窗。

午后的阳光涌进来，刺得他眯了一下眼。

托勒关上窗户，拿起桌上那本红色封面的文件夹，走出会议室。

走廊里空荡荡的，经过韦格纳办公室时，他看见门开着一条缝，韦格纳正站在窗前望着窗外。

他没有敲门，轻轻地走了过去。

韦格纳听见脚步声转过身。

“托勒同志，会开完了？”

“开完了。”

“情况怎么样？

说来听听。”韦格纳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椅子。

托勒坐下，把会议的讨论和拟定的调整方案详细汇报了一遍。

韦格纳一直静静地听着，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偶尔在笔记本上记几个字，没有打断他。

托勒讲完后，韦格纳没有立刻表态。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外面柏林的街景。

人民委员会大楼门前的广场上，一群少先队员正在老师的带领下过马路，孩子们穿着白衬衫、蓝裤子，脖子上系着鲜艳的红领巾。

“托勒同志，”韦格纳终于开口了。

“在。”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是为了什么？”

“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什么样的好日子？”

“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看得起病，上得起学，老了有人养。”

韦格纳笑了笑。

“这些我们现在基本做到了。

那下一步呢？”

托勒沉默了一会儿。

“让人民过得更有尊严，更体面，更有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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