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温最后一个走出会议室。

他站在白金汉宫那扇巨大的橡木门前，门外的阳光刺得他微微眯起了眼睛。

七月的伦敦难得有这样的好天气，天空蓝得像洗过一样，几朵白云懒洋洋地飘过，阳光暖洋洋地照在脸上，照在那些灰白色的古典建筑上，照在那些穿着制服、站得笔直的皇家卫兵身上。

一切都显得那么正常。

但他知道，在白金汉宫的大门外面，在这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利物浦的工人委员会正在接管城市的运转，曼彻斯特的红旗正在市政厅上空飘扬，格拉斯哥的造船厂已经不属于他们了。

而在多佛尔的海面上，那支涂着红星的联合舰队还在演习，从容不迫，按部就班，像一场永远也不会结束的噩梦。

他走下台阶，坐进那辆黑色轿车，关上车门。

“回唐宁街吧。”他对司机说。

车子缓缓驶出白金汉宫的大门，汇入伦敦午后稀疏的车流。

鲍德温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脑子里反复转着两件事——驻德大使什么时候能出发？

安民告示怎么写才不会让局面更糟？

还有一个问题，他没有问任何人，因为他知道没有人能回答：

如果德国人的要求，比“不进攻”更多呢？

如果他们要的不是道歉，不是解释，不是停止演习——

而是别的什么东西？

他不敢往下想了。

也许麦克唐纳说得对——有些问题，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不想。

想多了，连“慢一点输”都做不到。

帝国的根系已经腐烂了。

上面枝叶再茂盛，再绿，再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又有什么用呢？

车轮碾过路面，发出单调的声响。

鲍德温闭着眼睛，嘴里低声念叨了一句什么。

前排的司机没有听清——也许是一句祷告，也许是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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