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志们，去吧。

去告诉英国人——你们不是孤岛。

你们从来不是。”

第二个走上台的是法国人。

他叫安德烈·马蒂，四十九岁，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一九一四年入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步兵中尉，在凡尔登的死人堆里爬出来过。

后来他成了反战斗士，再后来他成了共产党人。

如今他是法国红军政治部的副主任。

“同志们。”

“我是个老兵。

一九一六年，凡尔登，我是那里的幸存者。

你们知道凡尔登是什么样的地方吗？

是法国的绞肉机。

是欧洲的火葬场。

是资本家把工人子弟送进去、然后再也出不来的无底洞。”

马蒂的声音不像赫格尔那样高亢，反而很低，低得像一个老人在炉火边讲故事。

但那种低沉的音色在仓库的墙壁之间回荡，形成了一种让人皮肤发紧的共鸣。

“那场战争结束之后，我想了一件事。

我们——法国的工人、德国的工人、英国的工人——我们用机枪、大炮、毒气互相杀了四年。

无数的人死去了。

为什么？

是因为法国工人恨德国工人吗？

是因为英国矿工恨法国农民吗？

不是。

是因为我们没有联合起来。

是因为我们被各自国家的资本家骗进了同一台绞肉机，然后从两边往里填。”

“今天，历史给了我们第二次机会。

这一次，法国的工人、德国的工人、苏联的工人——我们要和英国的工人一起，

联合起来，把那些资本家从绞肉机旁边拖开，把绞肉机砸烂，然后上面竖起一面新的红旗。”

“英国不是我们的敌人。

英国的下层民众是我们的同志。

今天，你们跨越的不是海峡，是几百年来被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挖出来的那条鸿沟。

你们填上它的第一锹土，后面会有千千万万的人跟着你们一起填。”

“我只有一个命令——活着去，活着回来。”

马蒂敬了一个军礼，台下的同志们则齐刷刷地回了一个同样的姿势。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上台的，是苏联人。

他叫伊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不是那个后来成为方面军司令员的名将，是同名同姓的另一个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三十八岁，乌克兰人，参加过俄国内战，在骑兵第一集团军里当过连长。

如今他是共产国际军事委员会的苏联代表，专门负责协调各国志愿部队的作战行动。

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穿着一件卡其色的苏联军官上衣，没有肩章——苏联红军当时已经取消了旧式的肩章——只有领章上的两个蓝色菱形，代表着他高级军官的身份。

切尔尼亚霍夫斯基走上台之后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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