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唐宁街十号。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

这是鲍德温首相在四十八小时内召开的第三次内阁扩大会议。

鲍德温坐在长桌的主位，面色灰败，眼袋深得像两道沟壑。

他已经连续两天没有合眼了，或者说合了眼也睡不着。

地中海被堵了，殖民地援军迟迟不到，北方的红色区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张，而他的内阁，在这最需要统一意志的时刻，意见也出现了分裂。

内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第一个发言。

他是律师出身，说话条理清晰，但今天他的语气里多了一种平时很少见到的东西——急躁。

“首相，诸位，我认为我们不能再等了。”西蒙把一份厚厚的文件摔在桌上，那是警察系统和国内情报部门汇总的北方局势报告。

“利物浦、曼彻斯特、谢菲尔德已经彻底沦陷。

诺丁汉、莱斯特、德比正在被所谓的‘工人卫队’逐个占领。

伯明翰告急，考文垂告急，连北安普顿都出现了红旗。

我们每犹豫一天，就有更多的领土从地图上变成红色。”

“我们手上还有兵力。

伦敦周边已经集结了超过十二万正规军，加上警察和志愿人员，总兵力接近二十万。

我们现在就应该立即向北推进，趁那些红色的暴民还没有站稳脚跟，把他们从谢菲尔德、曼彻斯特、利物浦一个一个地拔掉。”

陆军大臣基奇纳勋爵坐在西蒙的对面，

“西蒙爵士，”基奇纳开口了，

“你刚才说的‘十二万正规军’，有多少是刚从训练营里拉出来的新兵？

有多少是从殖民地带回来的疲惫之师？

又有多少是昨天刚领了双倍军饷、今天就在盘算‘如果共产党打过来我该往哪边跑’的人呢？”

他放下水杯，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

“我不是反对进攻。

我是反对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进攻。

我们的部队士气低落，士兵不愿意向工人开枪——这是事实。

你把他们推到谢菲尔德城外，让他们去攻打那些握着步枪的工人，结果会是什么？

不用我多说了吧？”

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清了清嗓子，他刚从外交部大楼赶过来，手里还拿着一叠刚从电报室送来的最新消息。

“基奇纳勋爵说得对，军事行动需要谨慎。

但我认为，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不在国内，在国外。”他把那叠电报摊在桌上，用手指点着其中一份。

“意大利人封锁了地中海。

我们的回援舰队被堵在半路上，进退两难。

而法国人——我们的老朋友——正在加莱海峡那边和德国人一起演戏。

诸位，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们正在被包围。

这是是战略上的包围。

地中海的航路被掐断，大西洋的航路被德国人的潜艇威胁，英吉利海峡的对岸站着一个由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军事同盟。

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把所有能调动的兵力都投入到北方的地面进攻中，万一——我是说万一——海峡对面那场演习突然变成了实战，我们拿什么去守伦敦？”

会议室里的气氛微妙地分裂了。

坐在西蒙一侧的几位大臣——殖民地事务大臣、贸易委员会主席、以及几位军方鹰派将领——频频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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