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长岛。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日，夜。

皮埃尔·杜邦正看着书桌上那份今天的《纽约时报》。

“罗斯福签署行政命令，扩大陆军航空队规模”、“国防拨款法案进入最后审议，预计总额将超过十亿美元”、“总统呼吁全国团结，共同应对‘红色威胁’”。

这时，门被推开了。

管家探进半个身子。

“杜邦先生，梅隆先生到了。”

紧接着，安德鲁·梅隆走了进来。

两个人在书桌两侧坐下来。

管家端上咖啡，退了出去。

“杜邦，你看了今天的报纸吗？”

杜邦把报纸推到桌子中间，手指点了点头版的标题。

“看了。

看了一晚上。”

梅隆接过报纸，扫了一眼，放在桌上。

他已经看过了，在火车上看的。

从华盛顿到纽约的四个小时里，他把这份报纸从头到尾读了两遍。

他需要确认一件事——罗斯福是不是真的疯了。

“杜邦，你还记得一九三二年吗？

那一年，我们坐在胡佛的晚宴上。

你说，罗斯福这个人太危险，他是社会主义者，他要把美国变成第二个德国。

我说，不，罗斯福是资本家，他是我们的人。

他只是在演戏，演给那些饿肚子的工人看。

等他上了台，他就会变回来。

我还说，我们应该支持他。”

杜邦端起咖啡杯，

“我记得。

你当时说——‘富兰克林是聪明人，他知道怎么做生意。

’你让我把资助右翼的资金和关系断掉，说那些人成不了事。

你说，罗斯福会把右翼那几个州收拾干净，然后带着美国走出大萧条。

我听了你的。

我把库格林神父的电台停了，把在底特律的几个关系户甩了，把那些在国会山替我们说话的人召了回来。

我听了你的。”

梅隆也端起咖啡杯，喝了一口。

咖啡很苦，没有加糖，他皱了皱眉。

“杜邦，当时我们是对的。

罗斯福新政的头两年，经济数据确实在好转。

股市涨了，失业率降了，银行不再倒闭了。

连华尔街的人都开始相信他。

我们以为这条路走得通。

我们以为只要给他时间，他会把国家带回正轨。”

他放下咖啡杯，杯底在桌上发出一声轻微的“咚”的声音。

“但现在呢？

他在扩军。

他在征兵。

他在准备打仗。

那八个州是美国的土地，底特律的工厂是美国的工厂，芝加哥的钢铁是美国的钢铁。

他要把炸弹扔到自己的工厂上，把坦克开进自己的城市里，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工人。

这不是总统，这是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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