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写文章的时候，查过很多数据。

劳工统计报告，工资水平调查报告，物价指数表格——我都看过。

但那些数据在我脑子里只是数字。

百分之几，多少人，多少马克，都是纸面上的。

我从来没有把那些数字跟一只手掌上的血泡联系在一起过。

"

他转回头看着施瓦布。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

我躺在床上想，我过去写过的那些文章到底是在替谁说话。

我批评韦格纳的政策'脱离实际'，可我从来没有站到过那些'实际'里面去。

我觉得自己代表农民、代表普通工人说话——可我一天都没有像他们那样活过。

我拿着比他们高十倍的工资，坐在有暖气的办公室里，用一台好用的打字机，敲着一些我自以为正确、实际上根本不了解真实状况的字。

"

"后来我就开始变了。

"

韦斯特曼说，他的声音平静了一些，

"大概过了两三个月，我手上的茧子长实了，肩膀也不那么痛了。

我开始觉得，扛木头这件事本身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可怕——它只是累，但累过之后身体会有一种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踏实感。

你出了一身汗，喝一碗热水，躺下来就能睡着。

以前在柏林的时候，我经常失眠，躺在床上脑子里转的全是字——明天的稿子怎么写，那句话措辞够不够准确，会不会有人挑毛病。

来这里之后，失眠的毛病自己好了。

"

韦斯特曼轻笑了一下。

"几年之后，工区配了新的带锯和电机，人工扛原木的岗位减少了。

我当时已经调到了记事处帮忙写记录和简报，但我还是会在休息日主动去加工组帮忙。

不是因为命令，是我自己想去的。

手上有活干的时候，脑子反而清楚。

"

施瓦布一直安静地听着。

他的水杯端在手里，水已经凉了，但他没有喝。

他看着韦斯特曼，看到那张曾经带着傲慢和挑剔的脸，如今被一种更沉静的东西取代了。

那种沉静不是妥协，而是一种经过了真正磨炼之后才长出来的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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