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默寒把文件袋里的东西倒在了桌上。

三张纸。

第一张是一份德文打印的银行流水，上面有霞飞路169号德国洋行的公章。

第二张是一份手写的人员名册，列着十二个日文名字和对应的德国护照号码。

第三张是一张法租界工部局的红色公文纸，左下角盖着法国驻沪总领事馆的钢印。

郑耀先拿起那张名册看了几眼。

“这些名字是什么人？”

“日本参谋本部派驻上海的情报军官。”林默寒在他对面坐下来，把眼镜摘下来用衣角擦了擦，“他们全部持有德国护照，以德国洋行雇员的身份在法租界合法居留。

洋行给他们开了工资单、缴了税、办了居住证。

从纸面上看，这十二个人跟日本没有任何关系。”

“这些东西你从哪搞来的？”

林默寒停了一下。

他把眼镜重新戴回去，镜片反射着台灯的光。

“六哥，你之前问过我一个问题。

1930年在东京，我跟kruger到底什么关系。”

郑耀先没有说话，只是看着他。

“1930年秋天，我在东京帝国大学读军事工程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林默寒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叙述一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特高课怀疑我和中国驻日使馆的武官有秘密联络，把我从学校宿舍带走了。

关在?

的一个地下室里刑讯了三个月。”

郑耀先的眉头微微一动。

“三个月的行踪空白。”

“对，就是那三个月。”林默寒的嘴角浮起一丝苦笑，“特高课的刑讯手段你应该清楚。

灌水、电击、竹签，第二周开始用铁丝穿指甲缝。

第三周把我吊在房梁上，脚下放一盆冰水，每隔三个小时浸一次。

他们想从我嘴里撬出中国情报系统在东京的布局图。

我什么都没说，不是因为我有多忠诚，是因为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

林默寒说这些话的时候语调平淡得像在念一份天气预报，但郑耀先注意到他左手无名指的指甲盖颜色发灰，那是新长出来的，底下的老指甲应该是被拔掉了。

“那你怎么出来的？”

“kruger。”林默寒吐出了这个名字，“martin kruger，德国驻日大使馆的三等秘书。

他是我在帝国大学的导师，也是个德国人。

他跟特高课的某个高层有旧交情，用自己的外交豁免权作为担保，强行把我从那个地下室里提了出来，把我安排到了德国大使馆的医务室里养了半个月的伤，然后用一本临时的德国旅行证件把我送上了回国的轮船。

回来以后大病了一场，左耳听力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恢复。”

郑耀先沉默了很久。

桌上的台灯嗡嗡地响着，灯丝在玻璃罩子里微微颤抖。

“所以你欠他一条命。”

“不止一条命。”林默寒的语气忽然变得很坚定，“kruger被特高课事后追究，从东京调回了柏林坐了两年冷板凳。

去年他被重新启用，外派到了上海。

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手上有一批日方通过德国洋行走私军火和洗钱的核心证据，问我要不要。”

他指了指桌上的三张纸。

“就是这些。”

郑耀先拿起那张工部局的红色公文纸，仔细看了看左下角的钢印。

“这是法租界的全面搜查令？”

“对。

kruger通过德国驻沪领事馆向法租界工部局提出了正式的外交照会，称德国洋行涉嫌被日方渗透利用，要求法方进行全面搜查以维护德国商业信誉。

工部局不敢得罪德国人，签发了搜查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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