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远在这几年里已经开始接触母株的根须了，

他用取样刀从那些还在缓慢生长的支根上切下薄片，

放在自制的显微镜下观察，把细胞结构一笔一笔地画在笔记本上。

那些手绘图非常精细，每一根假根的弯曲弧度都画得很准确，

细胞壁的厚度标注到微米级，旁边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观测记录。

郭大年看着那些图，忽然想起自己当年在矿业协会温室里，第一次看到母株分株样本时的情景。

他也是这样一笔一笔地画，把每一根根须的走向都画在纸上，怕自己忘了。

他翻到新历八十八年的记录，那是时远下井的最后一年。

笔记本的最后一页没有数据，没有手绘图，只有一行字。

“矿区地下结构全图已绘制完成，存于第零号井作业平台保险柜内。

后来者如有需要，请自行取用。”

郭大年把笔记本合上，放在桌上。

他摘下老花镜，用袖子擦了擦镜片上的灰。

老花镜戴了太多年了，镜片上有好几道划痕，看东西的时候总有些模糊。

但他一直没有换新的，不是买不到，是习惯了这副的松紧度，换新的要重新适应。

他把所有笔记本按日期排好，放进一个新的档案盒里。

档案盒的标签上写着“时远，井下勘测记录，新历七十三年至八十八年”。

然后把这个档案盒放在书架上，和之前那些时远的实验日志放在一起。

两个档案盒并排摆着，一个是载体预置计划的实验数据，一个是矿区地下结构的勘测记录。

一个记录着时远作为实验者的工作，一个记录着时远作为勘探员的工作。

两个身份，同一个人，都在同一片黑暗里，用同一种认真，一笔一笔地记录着。

郭大年站在那里，看着书架上那一排排档案盒，

忽然想起自己年轻时在矿业协会的办公室里，也是这样整理档案的。

那时候他还很年轻，背还没驼，头发还没白，每天坐在办公桌前，

把一份一份勘探报告归档，贴上标签，放进书柜。

他觉得那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无聊到他想辞职。

现在他觉得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重要到他想把每一份档案都保存好，不让任何人弄丢。

……

温岚在整理郭大年那间旧平房的时候，从床底下翻出一箱旧信。

箱子是铁的，已经锈得不成样子，锁扣一撬就断。

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几十封信，信封上都没有署名，只有日期。

最早的一封日期是新历七十八年，最晚的一封是新历八十八年。

她把信按日期排好，从第一封开始看。

第一封信只有几行字。

“温岚，我今天下井了。

很深，比你上次带我去的那条矿道还深。

下面有一条河，河水是绿色的，会发光。

我站在河边看了很久，很想带你来看。

但你不在。”

字迹很潦草，笔画有些飘，像是在很暗的光线下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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