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高速运转，公式、模型、解题路径在意识中快速构建……就在思路渐趋清晰，笔尖悬在卷面上方，即将落下第一个字符的瞬间！

毫无预兆！

腹腔深处猛地爆开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

仿佛有一只无形而冰冷的手，带着烧红的铁钩，狠狠捅入，攥住内脏疯狂地拧绞、撕扯！

冷汗瞬间如瀑般涌出，浸透了贴身的棉毛衫，冰冷的黏腻感紧贴着皮肤。

眼前试卷上那些清晰的铅字，像被投入沸水般剧烈地晃动、扭曲、变形、融化，视野的边缘被浓稠粘腻的黑暗以惊人的速度吞噬、收拢……

我徒劳地试图抓住冰凉的金属桌沿，指尖却软绵绵地使不出半分力气，只有指甲划过桌面发出“刺啦”一声短促的、令人牙酸的锐响。

紧接着，是身体失去平衡带翻木椅的沉重“哐当”声，以及周围同学压抑不住的、此起彼伏的惊呼……再然后，是无边无际、令人窒息的死寂黑暗。

再恢复一丝模糊意识时，首先感知到的是油田总医院病房那惨白得刺眼的天花板。

急性轻症胰腺炎——这是后来父母流着泪转述的诊断。

万幸送医极其及时，油田总医院经验丰富的外科专家在急诊评估后，当机立断为我施行了腹腔镜下胰腺被膜切开减压引流术（一种在当时油田医院算得上先进的微创手术）。

手术过程顺利。

主治医生对守在手术室外、几乎崩溃的父母这样解释：“发现得非常及时，处理措施果断得当。

是轻症坏死型，范围局限，手术很成功！

预后良好，只要后续严格遵守医嘱康复，不会留下严重后遗症。”

然而，这“及时”与“成功”的代价，是我彻底、狼狈地退出了那条通往油田一中的、千军万马争夺的独木桥。

住院的日子，是时间被无限拉长的灰色煎熬。

身上插着引流管，冰凉的塑胶管像异形的藤蔓，从腹部敷料下蜿蜒而出，连接着挂在床边的引流袋，袋子里是淡红或暗黄的液体，无声地记录着身体的抗争。

手臂上埋着留置针，透明的胶布固定着针头，连接着上方悬挂的各种药液：抑制胰酶分泌的加贝酯、广谱抗生素、维持水电解质平衡的葡萄糖和盐水……它们昼夜不息地滴注，维系着生命的基本运转。

医生和护士的叮嘱如同铁律，每日重复，字字千钧：绝对禁食！

绝对禁水！

任何一点食物或水的摄入，都可能重新激活那暴虐的胰酶，引发灾难性的连锁反应。

干渴的感觉如同置身沙漠核心，嘴唇干裂起皮，喉咙灼烧，每一次吞咽都带着血腥气，却只能用蘸了温水的棉签，极其吝啬地、小心翼翼地湿润一下唇瓣。

每一次试图翻身，每一次难以抑制的咳嗽，都会猛烈地牵扯到腹部的伤口，带来一阵尖锐的、令人眼前发黑的剧痛，每一次都逼得我牙关紧咬，倒吸冷气，额上瞬间布满冷汗。

母亲向单位请了长假，寸步不离地守在病床边，眼里的血丝和眼下的乌青一天比一天深重。

父亲则像个高速旋转的陀螺，在油建公司繁忙的工地、学校（为我办理各种手续、听取老师意见）和医院这三地之间疲于奔命。

在我深度昏迷、浑浑噩噩的那几天里，母亲后来红着眼圈告诉我，就在跨年的前后——1995年12月31日的傍晚，以及1996年元旦那天的上午，晓晓都偷偷溜出家里，顶着寒风跑到医院来看我。

她趴在床边，握着我没打针的手，絮絮叨叨说了很多话，后来终于忍不住，把脸埋在被子里，肩膀一耸一耸地，无声地哭了很久。

还有，四中的年级主任“楚霸王”楚江南、以严厉着称的物理老师费政、我们三班的班主任孙平老师，以及四班的班主任“莫阎王”莫斯理老师，他们代表学校也一起来探望过，提来了水果罐头和麦乳精之类的营养品。

他们围在床边，低声向父母询问情况，语气沉重而关切。

可惜那时，我深陷在药物和病痛制造的混沌深渊里，对这些沉甸甸的关怀与叹息，毫无知觉。

时间在冰冷的点滴声和窗外呼啸的风雪声中，缓慢地爬行。

万幸，得益于手术的及时和病情的相对较轻，身体的恢复速度超出了医生最初的预判。

术后第五天（1996年1月3日），在医生谨慎的评估后，我被允许用汤匙尝试着喝下第一小口温开水——那清冽的液体滑过干涸灼痛的喉咙，带来的慰藉感几乎让我落下泪来。

术后第七天（1月5日），食谱升级为几口熬得几乎看不见米粒、稀薄如水、寡淡无味的米汤。

终于，在昨天，也就是术后第十天（1996年1月7日），我迎来了住院以来“最丰盛”的一餐：几勺同样熬得稀烂、但总算能称之为“粥”的米糊。

每一次饮食“禁令”的松动，都像黑暗隧道尽头透出的一线微光，是一场微小却意义重大的重生庆典。

腹部的疼痛感在药物的控制下日渐减轻，从持续的、难以忍受的锐痛，逐渐转变为间歇性的、可以忍受的闷胀和牵扯感。

那个象征着体内战场尚未完全平息的引流袋，也终于在昨天被医生评估后，小心翼翼地拔除了。

身体，正艰难地、一点点地夺回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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