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费力地抬起那只还能稍微活动的手指，指了指自己的上衣兜，眼神里满是急切，像是有啥重要的事儿要交代。

刘桂琴赶紧伸手去掏，掏出的正是那张王斌写的条子，皱巴巴的，还沾着点血渍——她那时候还不知道，这张条子，不仅没能护住张永成，还会把她也推向深渊！

刘桂琴一看张永成指着上衣兜，赶紧伸手掏了出来——里面正是王斌亲手签的那张出车工作单，纸上还沾着点血渍，王斌的签名赫然在目。

她瞬间明白，老公是让她把这张条子保存好，这是重要的凭证。

刘桂琴赶紧从兜里掏出一块花手绢，那时候人没有钱包，都是用手绢包钱，里面裹着五毛、两毛、一毛的纸币，还有钢镚儿，能揣一张五块的就已经算“大票子”了，十块的“大团结”更是少见。

她小心翼翼地把工作单叠好，放进手绢包，紧紧攥在手里，又塞进侧开口的裤兜里，按了按才放心。

张永成见她收好了条子，像是了却了一桩心病，头一歪，“忽悠”一下就昏了过去——不是没了，是伤势太重撑不住了。

刘桂琴吓得连声喊：“永成！

永成！” 可不管怎么喊，张永成再也没像以前那样站起来过。

一个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是顶天立地的汉子。

这根顶梁柱塌了，家就散了大半。

张永成命是保住了，可全身瘫痪了——脊椎压折了，手脚也动不了，下半辈子只能在床上躺着，伺候得好能多活几年，伺候得不好，要么烂在床上，要么急也急死了。

那种想动不能动的滋味，比死还难受。

可更让人恶心的还在后面。

厂里因为这事儿开了厂部大会，所有员工都得参加。

会上最不要逼脸的就是王斌，明明是他借着公出的名义，让张永成替他弟弟王军拉货，出了事就是重大责任事故。

可那时候王斌正走仕途，已经内定要调到轻工管理局当处长，他怎么可能让这事儿耽误自己的前程？

会上，王斌居然倒打一耙，说张永成“违反厂规，私自公车私用，给厂里造成重大损失”，还说“事故完全是张永成操作不当导致的”。

他不仅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还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一个瘫痪在床的人身上！

刘桂琴听说了这话，气得浑身发抖，抱着瘫痪的老公哭了一夜。

她想去找王斌理论，可人家是厂长，马上就要升处长，有权有势，她一个普通女人，带着两个孩子，伺候着瘫痪的老公，能拿人家咋样？

可王斌还觉得不够，他怕刘桂琴拿着那张工作单闹事，居然让人去医院威胁刘桂琴：“把条子交出来，厂里给你点抚恤金，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

刘桂琴死活不肯交，她知道，这是老公用半条命换来的凭证，是唯一能证明清白的东西。

她对他们说，不知道什么条子，没看见。

可她没想到，王斌的心能这么黑——为了斩草除根，他居然让老三王辉带着人，半夜摸到了张家……

王斌心里打着小算盘，转头就找周书记“研究”，说要开个全厂大会，“把不正之风扼杀在摇篮里”。

很快，棉纺厂1000来号职工全被召集到大礼堂，王斌戴着个蛤蟆镜，往主席台上一坐，装模作样地清了清嗓子：

“刚才周书记的讲话很有深度，值得大家深思。

作为厂长，我也有责任，今天也说两句。

张永成同志出了这事儿，我很痛心——他家不容易，这是事实。

但法不容情，在祖国四化建设如火如荼的时候，他居然利用手里这点职权，公车私用，才导致了这么大的事故！”

他话锋一转，摆出一副“宽宏大量”的样子：“这起事故给厂里、给国家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但鉴于张永成同志已经瘫痪，下半辈子起不来床，厂里领导班子研究决定，不予追究他的经济责任，这也算是厂里的人情了。”

“今天开会，不是针对某个人，是针对这事儿！

必须严厉批判！

要是人人都像他这样，拿个螺丝钉、搬块砖头，厂子早晚得被搬空！

咱们得以厂为家，舍小利成大义，思想觉悟还得再提高！

以后每周的思想教育会，组长、班长、车间主任都得抓好，不能放松！”

最后，他抛出了最恶毒的决定：“经厂领导研究，对张永成同志的处理决定如下：不追究经济损失，但给予开除厂籍处分！

此事属于公车私用，不算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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