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奇妙的是，这些王学的骨架，被他填上了自己的血肉，最后长出来的，却是全然不同的东西。

《原道》里，他借用了王安石“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的说法，却又表示“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强调“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

荆公讲立法，他讲行法；

荆公讲法度，他讲人心。

《原性》里，他借荆公“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之说，阐述自己的“致良知”，对接自己的“知行合一”。

然而，荆公讲“修心”，是为了治身，为了为政，为了治天下。

这是外王的功夫。

苏遁讲“致良知”，也是要治身，却并不非要“为政”，他说，百姓日用即为道。

不是非要当官，只要能博施济众，做什么都是行圣人之道。

荆公的“心”，是工具；

苏遁的“心”，是目的。

荆公讲“经术以经事务”，是为了培养能吏，为了变法图强。

苏遁讲“经术以经事务”，是为了“格物致知”，格的不只是经籍典章，更是天地万物。

草木虫鱼、舟车器械、农田水利——

凡物皆有理，凡理皆可格。

还要有良知，还要知行合一，还要在做事的过程中修身、验知、成德。

荆公的“经术”，是通向治国的门；

苏遁的“格物”，是通向万事的路。

最让苏辙震撼的，是《原人》里的论述。

苏遁借荆公“有处有辨，新故相除者，人也”之说，却接着写道：

“故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人每日格物，每日致知，每日新其德，故日日新。

国除积弊，立新法，新其政，故亦日日新。

然新故相除者，非必向好也。

天有阴阳，晴霁之后或继以风雨；

人有进退，成德之后或堕于怠忽。

新者未必善，故者未必恶。

唯有格物以致其知，察其所以然，辨其所当然，则知何者为当除，何者为当立，何者为当因，何者为当革。

故君子之治学也，必究其理；君子之治政也，必循其道。

理明则知所取舍，道得则知所从违。

实事求是，各因其宜，则新故相除，皆归于善矣。”

……

荆公讲“新故相除”，是为了证明变法是顺天应人。

苏遁讲“新故相除”，是为了让人明白——

变化本身无所谓好坏，关键在于是否掌握了事物变化的规律。

掌握规律，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这样，变化才能向好的方向发展。

否则，变了也白变，甚至可能变得更糟。

苏辙拿着文稿的手微微发颤。

这孩子，是故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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