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或者其他国家的人，经过了宗教的教化洗礼，我们是通过孔子思想教化。

不同的教化思想方式，造成心性差异。

二者有许多相通，但根本上教化的机制不同，信任信服的机制不同。

经过宗教教化，生了根，信服，奉行。

有些主义主张教条，也讲牢记、铭刻，甚至要求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

可谓要求确实有深度，对许多人来说就是言行不一、说做不一，嘴上说一套，行动上是另一套。

那时流行语叫口蜜腹剑。

尤其是，遇到自己的事情，就饶不开、想不通、过不去。

怎么说也没人真正信服。

真要象宗教里讲的那样，有上帝或者头上有三尺神明，时时刻刻在察看你的言行，并根据你的言行即刻或者未来肯定奖惩你的言行，那就很容易实现天下皈依。

但上帝或者神明偏偏让你看不见、摸不着，言行的惩戒也不存在一对一的即刻对应关系。

靠这个让人信服就难。

难，就需要在内心找原因。

内心是什么原因？

信志不刚、不坚、不牢。

圣经里也有大段和反复的描述，上帝的告诫一再遭到违背，上帝为了赢得子民的信任、驯化子民的心性很费苦心，用了各种招数。

各种宗教也设计了各种仪式，仪式起什么作用？

就是为了通过千百次重复的单调的仪式，强化信心信念。

吴为通过圣经引发了进一步思考，觉得我们的心性太容易滑脱，好不容易确立起来的观念信念，轻而易举地就被一些琐事消解冲刷掉了。

吴为思考乐生的中国人，这个思考是在丑陋的中国人、智慧的中国人、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愚昧的中国人等展示国民性的平台上，提出了一种新的视角。

这个视角能不能成立，要面对两个考验，一是中国人的国民性中，是不是存在着乐生的成分。

国民性，无论好坏，首先就面临一个事实上是否存在的问题。

作为国民性，就不是在极少数个别人行为中偶然闪现的特征，从时空角度看，它要有广泛、普遍的分布，不仅当代人有，以前各个时代生活的人都程度不同有所表现。

如果事实上有，通过揭示、阐释、提炼，把它展示给世人。

如果事实上存在，一当展示出来，就会引起同类的共鸣。

鲁迅的《阿q正传》一发表，他的许多同行就对号入座，又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这说明鲁迅先生对国民性作了杰出的展示。

二是国民性具有生态上的适应性，很自然地产生了变异问题，属于良性还是恶性，当然，展示的目的，恶性的提醒人们要革除，良性的要发扬、张扬。

乐生这个话题，按照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说法，劳动还不能成为乐生的手段，而是谋生的手段。

乐生似乎离我们很遥远。

面对现实，职场上存在的严峻竞争形势，迫切需要提供社会保障的庞大弱势群体――讨薪的农民工、贫困的下岗职工、落后地区的农民以及家境贫寒的学子，强势群体存在的贪腐，思考起来，要么使人紧张、压抑、痛苦，要么使人痛恨、愤慨。

时下也流行着找乐的氛围，也有追求乐生的表达和倾向。

面对普遍的谋生压力，谈论乐生这个话题，也许令人感到滑稽，要不就会使人感到艰难沉重。

吴为又想到，在日用常行中，想不该想、想行不通的事情太多太多。

是心智陷入误区。

如何避免去想不该想的事、什么事情是不该做的事情，而且能让百姓信服，很难。

吴为碰到有些人想不该想的事情，便耐心去告诉应该怎样想。

把应该告诉同时代人们一些什么，化为日用常行的告诉，把这种告诉积累起来扩展开来，进一步把用心思考的结果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一种新的精神活动程序。

人的内心中如同感染病毒一样，删除了烦恼、痛苦还会感染再生。

靠删除不是根本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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