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皇帝让骆诚国罗织出了忤逆大罪九十六款之巨，将一干朝庭重臣尽皆处死；外省官员被牵连的更是不计其数，一时间只杀得风云变色，人头滚滚。

也就是从那时起，新政才真正推行顺利，洋务衙门也重新站稳了脚跟。

皇帝和骆诚国，也因此落下了昏君奸臣的“美名”。

不过，明面上反对新政的人不在了，但背地里使坏的依然大有人在。

而且皇权也不敢直接和圣贤作对，骆诚国对一些特殊的人还得洗罪开脱。

对这些人的处罚，最多让他们退休赋闲，远离朝堂罢了。

毕竟这些名门世家，依然有很大的势力。

家族在民间声威甚大，高手也多，依然可以影响朝局。

这次生员罢考，明显就是这些世家煽动起来的。

因此骆诚国看到司马匡的信函之后，心里就明白了什么。

同时也为这位同僚感到惋惜。

他原本不打算回信的。

毕竟已经年过半百。

骆诚国早不是三十多年前，那个在殿试上差点与人打起来的热血少年。

于是他在书房里缓缓的走动了一会儿，心平气和的回到了桌前，慢慢的开始研墨。

略一思索，他便给司马匡写了一封回信。

大意为：

谨拜司马兄。

弟，诚国。

兄所言洋务之事，愚早有浅言。

我大肃地狭民稠，开荒造田乃是正途。

圣人云：“纵有千古，横有八方，前途似海，来日方长！”这是否可以认为，先古圣贤早就看到了海洋之广大，前程之似锦？

愚以为是。

毕竟圣贤就是圣贤，圣贤是不会欺骗我们这些普通人的。

而稼穑维艰，尚需一年才得成熟，垦田之劳，一代方见成效！

愚闻前方军民大灾之难，尚不因天变而畏，官吏以身示行，老幼携力同心；愚窃以为，此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之大业，何言有辱圣德之说？

愚自入朝以来，每常受公指教。

私下以为与公游处相好之时日渐久，然每次议事多有不合。

皆因所奉行之理念不同。

想到皇上对臣寄予厚望，在朝堂议事之时不宜鲁莽，因此一直想契机详细道明原由，希望明公见谅。

儒家历来所争论，尤其在于名节与实际是否相符。

若相符，则会取得天下之理。

公一直见教的，无非认为洋务衙门侵夺了官员之职权，惹是生非；征敛民利，拒绝纳谏。

以至于招致天下人的埋怨和毁谤。

愚却以为，自己是受命于人主，在朝堂上公开阐述洋务之利弊，而后正式成立衙门去执行，并没有侵夺任何官员之权力。

推行先朝善政，以兴利除弊，这不是惹是生非；为天下理财，使百姓脱离赤贫，这不是征敛民利；驳斥邪门歪论，责难巧言谄媚之徒，这不是拒绝纳谏。

至于有如厮埋怨和毁谤，那是洋务衙门设立之初就能预料到的。

因为，人们习惯于因循苟且不是一天两天了。

士大夫不能体恤国事，随同世俗，把讨好上差当作本领；皇上于是想要变此风气，而臣不去估量敌之众寡，想要出力助皇上与之周旋，百官怎不气势汹汹呢？

如衣冠南渡，那是连百姓都埋怨，并非只有朝庭士大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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