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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去接她的时候，就看到你把她带走了！”

她的辩解急切而苍白，试图将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

男人闻言，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他向前逼近一步，律师的逻辑和洞察力在此刻展露无遗，一字一句的剖开她漏洞百出的谎言：

“你是隔了一晚上才去‘接’她的好不好？

方女士，时间线很清楚——你头天晚上把她带到那里，让她一个人在陌生的街头待了一整晚，第二天你才想起去看看。

不，不对，”

说到这儿，他微微眯起眼睛，修正道，“你根本不是想去接她，你只是想看看她还有没有在那儿，是死是活。

只不过你‘去看’的时候，正好撞见我把她带走了。

然后，她又在我办公室里待了一晚上。”

他的声音不高，却每一个字都像重锤，敲打在方淑芬紧绷的神经上。

“也就是说，”陈明哲做出了最终结论，语气冰冷如铁，“你，故意地，将你智力障碍、毫无自理能力的女儿，遗弃了整整两天。”

这句话一落，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方母张着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脸上最后一丝血色也褪尽了。

她所有的掩饰和狡辩，在这个年轻人条理清晰的指控面前，被彻底击得粉碎。

颓然地后退一步，靠在冰冷的墙壁上，那封被她紧紧攥在手里的诊断书，此刻仿佛有千斤重，压得她直不起腰来。

陈明哲看着她瞬间垮下去的肩膀和灰败的脸色，心中没有半分轻松，反而沉甸甸的。

眼前的妇人，与其说是个狠心的抛弃者，不如说是个被命运逼到绝境的可怜人。

于是，他放缓了语气，试图给出一个相对理性的建议：“其实，如果你真的无力照顾，又没其他亲人可以托付，完全可以把她送到正规的福利机构。

那里至少能保证她的温饱和安全，也比让她一个人流落街头好。”

“不行啊，手续太繁琐，要的证明材料太多，而且我也真的送过一次，但她根本不在那里待。”

说着，方母的声音都低了下来，带着一种无能为力的哽咽：“人家说她光哭，不吃不喝，就缩在墙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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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三天，便打电话让我把人接回来了。”

话到这里，她抬起眼，目光哀戚又带着一丝最后的、渺茫的希望，直直地望向陈明哲。

那眼神复杂极了，有绝望，有祈求，还有一种仿佛在濒临溺毙时看到唯一浮木孤注一掷的决绝。

那不再是单纯的求助，更像是一种无声的、沉重的托付。

男人一接触到她那近乎“托孤”般的眼神，心里猛地“咯噔”一下，全身汗毛都快竖起来了，下意识地打了个激灵。

一种巨大的、名为“责任”的压迫感如同实质般当头罩下，让他瞬间感到窒息。

开什么玩笑！

他自己的人生规划里，可从来没有“抚养一个心智不全的成年堂妹”这一项！

更何况，他连自己都还没照顾明白，律所的业务正在上升期，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应付这样一个巨大的、长期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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