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长每次都会戴上那副黑框老花镜，镜腿都快磨白了，他小心翼翼地捧着本封面卷边、纸都发黄的《宣言》，习惯性地歪着身子凑向火苗，眼睛眯成一条缝，费劲地认着字，然后用带着浓重草原方言的腔调，抑扬顿挫地读起来：“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

声音在空荡荡的食堂里飘着，透着股奇怪的仪式感。

知青们坐在下面，有的竖着耳朵听，有的熬了一天活儿实在撑不住，脑袋一点一点的，还有人趁着黑，偷偷跟旁边人交换个疲惫的眼神，或者赶紧打个没人看见的哈欠。

大食堂不光是开会、学习的地方，还是搞“斗争”“思想改造”的阵地。

知青颜东东是个南方来的小伙子，平时爱耍点小聪明，说话也没个把门的，一不小心就成了“活靶子”。

针对他的批评大会也在大食堂开，队长脸拉得老长，一条一条数颜东东的“错”——要么是割麦子的时候躲在草垛后面偷懒被抓了，要么是私下抱怨了两句“活儿太多干不完”。

队长的语调冷得像冬天的风，每个字都像小刀子：“……颜东东同志这些思想和行为，性质严重得很！

影响也坏透了！

必须好好批判，严肃处理！”说完，他眼睛一瞪，看向人群后排：“颜东东！

上来做深刻检讨！”

所有人的目光“唰”地一下聚到颜东身上。

颜东东脸白得像纸，头垂得快埋进胸口，脚步沉得像灌了铅，一步一步挪到前面，站在刚才队长站的地方。

全场安安静静的，连呼吸声都听得见，他哆哆嗦嗦地从口袋里掏出张纸，那纸被揉得皱巴巴的，边角都快烂了，他想把纸摊平在桌子上，可那些褶子就像他心里的慌和愧，怎么捋都捋不平。

他对着纸念起来，声音小得像蚊子叫，还断断续续的，满是沮丧。

不过，不是所有被批评的知青都像颜东这么“老实”，总有几个不服输的“刺头”。

宁波来的知青给这类人起了个外号叫“翘扁担”，意思是敢跟干部“顶杠”、爱提意见、不容易被驯服的“意见领袖”。

知青赖亮亮就是个典型的“翘扁担”。

有次他也被拉到前面批评，面对队长的指责，他非但没低头，反而“噌”地一下挺直了腰，胸脯气得一鼓一鼓的，脸上满是不服气。

他一点儿不怵队长，径直走到跟前，眼睛瞪得圆圆的，然后做了件让全场都愣住的事——从胸前口袋里掏出本红塑料皮的语录本，飞快地翻到某一页，指着上面的字，几乎把本子怼到队长鼻子底下，大声反驳：“队长！

教员教导我们：‘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

’您今天这么处理，是不是没相信我这个群众的觉悟？

我要求组织再调查！”

队长显然没料到他会这么硬气，脸一下子沉了下来，可他反应也快，立马从自己兜里也掏出本红语录本，手指在书页里飞快地翻。

大食堂里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看着这场少见的“语录对决”。

终于，队长眼睛一亮，手指使劲戳在一行字上，声音一下子拔高，带着火气反“怼”回去：“赖亮亮！

你别想狡辩！

你看这条！

伟大领袖说：‘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没有铁的纪律，怎么搞生产？

怎么完成革命任务？

你现在就是无组织无纪律！”

两本红册子在空气里“对峙”，响亮的口号撞来撞去，透着股那个时代特有的荒诞劲儿。

刘忠华坐在下面，看着这一幕在大食堂里上演，心里的厌烦像草似的往上长。

这种没完没了、光走形式没实在内容的会议、批判和学习，让他打心底里觉得累，觉得跟这儿格格不入。

到最后，连带着这座又大又结实、冬天暖和夏天凉快的大食堂，他都觉得越来越讨厌了。

每次长久的煎熬过后，等到大食堂的门一推开，草原上的风就裹着青草香涌进来，把屋里的烟草味和汗味冲散大半。

刘忠华每次从沉闷的会议或学习里出来，都像被松了绑似的，深吸一口带着凉意的空气，连骨头缝里的疲惫都能散掉些。

比起大食堂里那些紧绷的时刻，他更愿意在歇工后，跟几个合得来的知青在草原上瞎逛，或是凑在知青宿舍的土炕上，分享点从家里带来的“稀罕物”。

同屋的王建军是北京来的，兜里总揣着个铁皮饼干盒，里面装着他妈给烤的芝麻糖。

每次晚上躺炕上，王建军就会掀开盒盖，抠出两块糖分给刘忠华和另一个知青李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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