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就有过记分员漏记工分，社员闹到大队部，吵得面红耳赤，最后差点打起来的事。

所以每次记工分的会场，都比政治学习安静得多，安静得能听见煤油灯“滋滋”的燃烧声，能听见每个人的呼吸声。

男人们平时烟不离手，烟杆儿时刻揣在怀里，这会儿为了集中注意力听自己的工分，都暂时把烟杆儿悬在了半空中，手指夹着烟卷，却忘了往嘴里送，直到烟卷烧到了手指，才猛地回过神，慌忙掐灭。

女人们手里的针线活儿也停了，把针线筐往大腿根一放，伸长了脖子往会计那边瞅，眼神死死盯着会计手里的笔，生怕错过自己的名字。

不管是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老人，还是刚成年、浑身是劲儿的小伙子，不管是土生土长的本地社员，还是下乡来的知青，人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会计手里的笔，眼神里满是紧张和期待，生怕自己的工分少记了、记错了。

会场中央，摆着一张破旧的八仙桌，桌面坑坑洼洼，是用旧木头拼的，桌腿还垫着一块石头，防止晃悠。

桌上点着一盏煤油灯，昏黄的灯光跳跃着，忽明忽暗，照亮了会计布满皱纹的脸，也照亮了他手里的笔和桌上的工分本。

桌角堆着一摞厚厚的工分本，边角都卷了起来，两个记分员分别站在桌子两侧，手里拿着纸笔，腰杆挺得笔直，随时准备帮忙核对，脸上满是严肃。

会计戴着一副老花镜，镜片厚得像酒瓶底，透过镜片，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他拿起一本工分本，清了清嗓子，声音沙哑却有力，然后开始念：

“李铁柱，今天去砖窑场烧砖，十个工分；王二婶，纺线半天，四个工分；张建国，修水渠一天，九个工分……”

他每念一个名字，每报一个工分数，底下的人都屏住呼吸仔细听着，连大气都不敢喘。

要是有人觉得自己的工分少记了，立马就会猛地站起来，声音洪亮地喊：

“会计，不对啊！

我今天跟李铁柱一起去烧砖的，干的活儿一样多，为啥他十个工分，我才九个？

你是不是记混了！”

一有人提出异议，会计就会停下笔，眉头皱起来，让对应的记分员过来解释。

要是记分员说不清楚，还得把当事人叫过来对质，你一言我一语，争得面红耳赤，实在不行，还要找当时一起出工的社员和小队长来作证，直到把工分核对清楚了，大家都没意见了，会计才会继续往下记。

等一个人的工分核对完，第一名记分员会把工分本递给第二名记分员，让他再逐字逐句核对一遍人名和数字，确认跟会计手里的登记表完全一致，没有任何问题了，才能接着记下一个人的。

没人敢马虎，也没人敢徇私，毕竟这是家家户户的活命钱，容不得半点差错。

只有把这些关乎每个人切身利益的工分都核对清楚了，大家伙紧绷的神经才会慢慢舒缓下来，有人松了口气，有人脸上露出了笑容，有人凑在一起小声议论着自己的工分，整个会场也才算真正“活”了过来。

可吕晓筠看着这熟悉的场景，心里却越发沉重。

她知道，娘为了口粮，是铁了心要把她嫁给武家了，而她，到底该怎么反抗？

武家那个小子，又会不会还记得那个批斗之夜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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