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节，土地、牲口、大件农具是作价入社的，自家说了算，讲的是个你情我愿。

年底算盘珠子哗啦啦一响，扣除该交该留的，按劳力和入股的家伙什分钱分粮。

老赵家仨壮劳力，秋后分红那天，攥着一沓盖了红戳子的票子蹲在打谷场麦垛后头，肩膀一耸一耸的，刘队长走过去拍他，才发现这硬邦邦的汉子在偷偷抹眼泪——比单干时多分了两成的粮！

沉甸甸的麦粒子，实实在在揣进了自家口袋。

那股子热火劲儿，像野草一样疯长。

闹哄哄的锣鼓声里，大社眨眼就变了公社。

大喇叭挂在村口歪脖子老槐树上，从早到晚吼着“跑步进入工产主义”，震得人耳膜嗡嗡响。

上头一声令下，十几个小乡“唰”地一声拼成了一个“万户侯”般的林家堡人民公社！

阵仗大得吓人。

“一大二公”——这词儿听着威风，落到地上就成了“一平二调”。

啥叫“平”？

就是甭管你家穷得叮当响还是富得流油，都得在一个锅里搅马勺，肉烂在一个锅里。

啥叫“调”？

看上你的啥，甭管是房檐下的枣树还是你娘攒下的几只下蛋母鸡，一句话，就得“贡献”出来！

收自留地那天，村口老槐树上吊着面破锣，“哐哐哐”敲得人心慌意乱。

公社派来的小会计，夹着个硬壳笔记本，后面跟着俩胳膊上套红箍的愣头青小伙子，挨家挨户踢门。

小会计那尖细的嗓子，拔高了喊，在死寂的村子里显得格外刺耳：

“王老蔫家！

芦花母鸡三只！

房前歪脖子枣树一棵！

登记！”

“李寡妇家！

下蛋母鸡两只！

屋后花椒树一丛！

登记！”

“哐啷——！”灶房里紧接着就是一声刺耳的铁器碎裂声。

一口用了半辈子、锅底都磨亮了的铁锅，被民兵抡起锤子砸了个大窟窿，碎片扔进装“废铁”的箩筐里，等着丢进村东头那个整天冒着黑烟、却连块像样铁渣都炼不出来的土高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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