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出狱时，原来十分健壮的身体已经虚弱得不成样子了。

在家调养了几个月，稍见康复，便只身南下，到上海去另谋生路。

初到上海，父亲卖了一个时期的字。

他从小跟祖父学书法，写得一笔遭劲潇洒的行书，真草隶篆也都颇具功底。

但也只能维持自己一人的生活，无法养家，以致母亲不得不卖掉东观音寺那所房子，拖儿带女搬到史家胡同东罗圈去住。

后来，上海正气书局老板陆宗植先生听说《蜀山》作者在沪卖字，立即寻到父亲栖身的亭子间，嘘寒问暖之后，将父亲接到老垃圾桥挽陆家暂住。

双方在饭桌上敲定，父亲的全部著作由正气书局独家出版，写一本出一本，稿酬从优。

于是，父亲又重操旧业，收入也很快丰厚起来。

抗战胜利后，父亲把全家接到上海，在西藏路远东饭店包了几个房间住下。

在那里，我亲眼看到父亲进入创作高潮的情景。

那时，父亲每日要写二万字，书局每隔十天就出一本书。

陆老板催稿催得特别紧。

父亲则因子女众多，负担很重，加之他又有“烟霞”癖，离不开鸦片，只有拼命地写作，才能支付浩繁的开销。

但是，父亲的眼睛在日本宪兵队看守所受到损伤后，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写蝇头小字了，只好请秘书笔录由他口授的文字。

每天吃过午饭，喷云吐雾之后，他便意兴大发，文思如潮，在房间里踱着步子口授。

两个秘书轮换着休息，他却要一直“说”到深夜。

有时半夜醒来，还听见他在说“笑和尚”、“齐霞儿”（均为作品中人物）呢！

就这样，日复一日，《蜀山》之外，父亲又写出了《虎爪山王》、《大侠狄龙子》、《大漠英雄》、《黑孩儿》、《黑蚂蚁》、《天山飞侠》等数十部，随着父亲著作的陆续出版，上海滩出现了“还珠热”。

当时《蜀山》等书每本印数上万，仍不能满足需要。

记得远东饭店附近有一书摊，早上摆出十余册《蜀山》，下午就售光了。

更有一些热情的读者，或登门拜访，或设宴相邀，或要求赠书题字，或恳请合影留念，令人感动却应接不暇。

自然，也有一些好事者，为了“扎台面”、“吃得开”，就打起“还珠”的招牌。

那时舞台上演连台本京剧《蜀山剑侠传》，本与父亲无涉，海报和文告上却赫然写着“还珠楼主亲自编导”。

一位正在研究中国武侠的天津朋友说：“武侠最受人喜爱，又最受人鄙视；喜爱它的人并不认真看重它，鄙视它的人又常为它废寝忘食。”这种奇怪的现象确实是存在的，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九、翁婿相见破镜难圆

父亲成名以后，一些亲戚朋友对他的态度变了。

其中，变化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外祖父。

十多年后，不知是人老心善了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竟萌动起“承认亲事”的念头来了。

当时外祖父家住北京真武庙一号，那是一座屋字宽敞、池苑秀美、中西合壁的建筑。

外祖父先派大舅经涛前来说合，并欲把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接到那里去。

母亲知道真武庙条件优越舒适，却不肯离开东罗圈的破瓦寒窑一步。

接着，外祖父又让三姨经仪给父亲往上海写信，邀父亲来北京相聚。

三姨在父亲和母亲婚恋的过程中，始终持同情态度，父亲觉得不好对她硬顶，便以“文债在身，不好擅离”为由婉言谢绝。

我们全家南下不久，外祖父也赶来上海。

他让任上海大中银行总经理的表舅王尔藩出面，向父亲表示，打算把上海的亲友都请来，在国际饭店丰泽楼摆上十桌酒席，举行盛宴认亲仪式。

父亲听了，不由一笑，说：“这场家庭纠葛并不是什么体面、光彩的事情，何必要大事张扬、事情已经过去多年，我看还是算了吧。”可是，坐在一旁的母亲这时动情了。

她想，凡事不过三，外祖父三次来请，事实上已经三认其错，何况，老人家已经年过六旬，再不同意，就有悸情理了。

于是，她转而劝父亲道：“就依了老人家吧。

过分的铺排没有必要，可以找安静点的地方……”话还未讲完，表舅马上接过来说：“要得！

要得！

就在我家可好？”父亲素来敬重患难与共的夫人，看到她已点头答应，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一九四六年夏日的一天，父亲和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到建国西路懿园表舅家去见外祖父。

那天，父亲特意穿上当年在天津孙公馆做家庭教师时穿的旧长衫，这与外祖父那身做工考究、熠熠闪光的丝绸裤褂，恰成鲜明对比，新旧贵贱悬殊，显得极不协调。

当时我们并不明白，就去问父亲，他不回答，只说了一句：“小孩子家，莫问！”后来一想，父亲这样做，或许是借此表明自己“宠辱不惊”的心志吧、

翁婿相认，外祖父给父亲送了见面礼，父亲给外祖父磕了头。

仅此而已，事后各走各的路，彼此很少往来。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