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边，虽然女子声音微弱，但她们的出现和诉求本身，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忽视的、尖锐的社会问题。

更重要的是，那本《幽兰微光录》及其代表的理性声音，开始在部分较为开明或注重实务的官员中流传，引发思考。

强硬镇压固然简单，但可能激化矛盾，留下“堵塞言路”、“不恤民情，哪怕是女子之情”的恶名，

尤其在朝廷正大力推广文教的背景下，显得自相矛盾。

僵持数日后，一次至关重要的御前会议在极度紧绷的气氛中召开。

支持严惩与主张疏导的两派争论激烈，几乎到了拍案对骂的地步。

三皇子一党咬定“乱象已生，必须铁腕镇压，将为首闹事女子一并治罪，方可平息物议”。

而另一些大臣，包括那位曾在茶宴上发言的老学士，以及几位素来注重实务、对僵化礼教不甚感冒的官员。

则从“长治久安”、“教化根本”、“珍惜人才”、“避免激变”等角度，反复陈述利害。

一直沉默倾听的皇帝，目光最终落在了始终未发一言的六皇子沈此逾身上。

沈此逾出列，语气一如既往的平静清冷：“父皇，诸位大人。

今日之争，看似为几个女子，实则为国朝文教之途、人心向背之机。

一味严堵，恐使怨气郁结，非但张氏一案难平，更恐埋下来日更大隐患。

然若全然放纵，任其滋长，却也冲击法度，动摇根本。”

他略作停顿，目光扫过众人：“儿臣以为，可效法禹王治水，堵疏结合，化害为利。”

“如何堵疏结合？”皇帝沉声问。

“张倾词等人，女扮男装，紊乱科场，其行确属大逆，按律当严惩。”

沈此逾先定下基调，随即话锋一转。

“然，念及其等确有过人才学，且引发此事，亦暴露出我朝文教于女子一端，或有未周之处。

若将其一概诛杀流放，固然快意，然其才湮没，其憾长存，恐令天下有识之士心寒，亦显得朝廷气量狭小，容不得半点‘异数’。”

他提出建议：

张倾词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逃，可褫夺其一切功名，终身禁锢于特定庵堂或家中，责令其着书反思，以其才学教化族中女子，不得再涉足外事。

其他几位国子监女子，惩处可更轻，重在惩戒与管教。

李勃云等人，查明确无舞弊实据者，可革除功名或降等，予以申斥后释放，以观后效。

“此乃‘堵’，罚其僭越之罪，明朝廷法度之严。”

沈此逾继续道，“至于‘疏’……儿臣以为，或可趁此契机，略开一线之门。”

他接着又抛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建议：

朝廷可考虑，在严格限定和监督下，于京城及少数大城，试点设立“女学堂”，允许良家女子但需家族具结担保入学，学习经史、女德、女红、乃至初步的算学、医药等实用之学，由官府遴选年高德劭之女师教授。

结业后，不授官职，但可给予类似“女学士”的荣誉头衔，以资鼓励其辅佐家室、教养子弟。

同时，在科举之外，可另设针对于女子的、考核才德与实务能力的特殊“荐举”渠道，极少数优异者，经严格审核，可入宫为女官，或协助处理某些与女子相关的事务，如教化、赈济妇孺等，但其权限、品级需严加限定，绝不可与男子官员等同。

“如此，”沈此逾总结道，“既回应了部分女子‘向学’之求，将其纳入朝廷可控之正统教化体系，使其才有所用，又明确划定了界限，防止其逾越本分，冲击根本。

严惩首恶以儆效尤，略开缝隙以导流疏，或可平息争议，彰显朝廷既维护纲常、又不失教化仁恕之德，更能将此次风波，转化为彰显盛世文治之契机。”

这番建议，可谓老谋深算。

它没有给予女子与男子平等的教育和政治权利。

而是在不触动男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开了一个极其狭窄、充满限制的“后门”。

它将女子教育重新定义和包装为“更好地相夫教子、服务家族”的延伸。

将女子的“才学”工具化，并牢牢置于家族和官府的监控之下。

但这毕竟是“开禁”，是从无到有的突破，尤其是“女学堂”和有限度的“荐举”。

为一些女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相对正规的学习和一点点社会参与可能。

御前会议陷入更深的沉默和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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