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包车在南京城南的小巷里走了将近四十分钟。

余则成在篷布后面默默数着拐弯的次数。

左转七次，右转十一次，中间穿过了至少三条不同宽度的街道。

车夫的路线完全避开了所有能看到灯光和人影的地方，像是一条蚯蚓在地底下钻洞，专挑最黑、最窄、最不起眼的裂缝走。

这种反跟踪路线的设计，绝不是一个普通拉车的能想出来的。

最终，黄包车停在了一片低矮的棚户区前面。

这里是南京下关码头以南大约两公里的地方，紧挨着秦淮河的一条死水支流。

空气中弥漫着腐烂的水草味和炉灰的焦臭。

车夫放下车把，蹲在路边，从腰间摸出了一个铁皮烟盒。

他没有说话，只是用指甲在烟盒盖子上敲了三下。

嗒。

嗒嗒。

停顿两秒。

嗒嗒嗒。

棚屋深处传来了回应。

是一扇木门被推开又轻轻合上的声音。

然后是脚步，很轻的脚步，像猫踩在棉花上。

一个瘦小的女人从阴影里走出来。

她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灰色棉袄，头上裹着一块黑色的粗布巾。

她的脸在黑暗中看不清楚，但余则成注意到她的右手一直插在棉袄口袋里，那里鼓起了一个硬邦邦的弧度。

“几位？”女人的声音很低。

“两位。

老规矩。”车夫答。

女人转身，走进了棚屋之间的一条窄缝。

余则成和吕宗方跟在后面，弯着腰穿过了一片用旧铁皮和竹竿搭起来的矮棚。

脚下的地面从青石板变成了泥土，又从泥土变成了潮湿的碎砖。

穿过最后一道用破麻袋挡住的“门”，他们来到了一个半地下的空间。

准确地说，是一个用砖头砌起来的地窖。

面积不大，大概十来个平方米，头顶是木板搭的天花板，上面压着厚厚的泥土。

角落里有一张破木桌、两条长凳和一盏已经熄了的煤油灯。

女人点燃了煤油灯，把灯芯调到最低。

昏黄的光线勉强照亮了地窖的轮廓。

“这里安全。”车夫站在门口，声音依然沙哑，“李海丰的人不敢来这片。

贫民窟的路太绕，他们的汽车进不来，人进来了也出不去。”

吕宗方坐到了长凳上。

他看着车夫，沉默了几秒，然后说：“你在码头等了多久？”

“从你们上岸那天起。”车夫说，“二十三天。”

余则成的心里微微一震。

二十三天。

从他们踏上南京土地的第一刻起，这个刀疤脸的车夫就一直在暗中跟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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