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言反对的，多以御史言官、清流文臣以及部分出身关陇或山东高门的官员为主。

他们的理由集中在几点：一是苏长歌来历不明，身份暧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论调虽未明说，但隐含其中。

二是商贾贱业，骤登高位，有违礼法，恐乱纲常。

三是仅凭些许奇技淫巧，纵然于军略有小补，焉能遽封高爵？

若此例一开，恐使天下人群起效仿，专务奇巧，不修德业，败坏风气！

还有一部分持中立或观望态度的官员，则提出较为折中的意见：“苏长歌有功，当赏。

然是否封爵，封何爵，需慎重。

“不若厚赐金帛，授以散官荣衔，或赐予实职，如将作监、军器监之职，使其专司利器研制，既酬其功，亦尽其才。”

支持、反对、中立，三派意见吵得不可开交。

支持者认为功大当赏，反对者揪住出身和奇技不放，中立者想和稀泥。

朝堂之上，引经据典者有之，慷慨激昂者有之，冷嘲热讽者亦有之。

龙椅上的李世民，面色平静地看着下方的争论，手指偶尔在扶手上轻轻点动，并不急于表态。

争论持续了将近半个时辰，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局面有些僵持。

反对派虽然人数未必占优，但抓住礼法、出身这两面大旗，声音很大，而且站在了道德制高点，让许多中间派官员难以公开支持封爵。

就在这时，一个清瘦、刚直的身影，从文官队列中缓缓走出。

他一出列，原本嘈杂的朝堂，瞬间安静了不少。

连那些激烈反对的御史，也下意识地收敛了声音。

出列之人，正是郑国公，门下省侍中魏征。

魏征没有看任何人，径直面向御座，躬身行礼，然后直起身，用他那特有的、平直而有力的声音，清晰地说道：

“陛下，苏长歌之功，可抵十万大军。”

此言一出，满殿皆寂。

十万大军！

这四个字，如同洪钟大吕，狠狠敲在每一个朝臣的心头。

尤其是从素以刚正不阿、从不妄言诳语、甚至常常逆耳忠言的魏征口中说出，其分量重如泰山！

反对封爵的官员们，像被掐住了脖子，后面的话全都噎在了喉咙里。

他们可以质疑苏长歌的出身，可以贬低奇技淫巧的价值，可以大谈礼法规矩，但他们无法反驳十万大军这个论断，尤其是当这个论断出自魏征之口。

魏征会为了讨好皇帝或苏长歌而说谎吗？

绝不会。

那么他这么说，就意味着在他心里，苏长歌献上的那些图纸，实实在在具有等同于十万大军的战略价值！

这是什么概念？

这是足以决定一场国战胜负、影响帝国国运的功劳！

那些中立的官员，也露出了深思的神色。

如果功劳真的如此之大，那区区金帛、散官，确实显得太轻了。

与十万大军相比，一个侯爵的爵位，似乎……也并非不可接受。

支持封赏的官员，则是精神大振，腰杆都挺直了几分。

魏征的话，等于给了他们最有力、最无可辩驳的论据！

御座之上，李世民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精光，他知道火候到了。

魏征这块“铁骨”，在关键时刻，成了压垮反对派气焰的最后、也是最重的一块砝码。

他趁势开口，声音沉稳而充满威严，压过了殿内最后一点窃窃私语：“魏卿所言，乃至公之论，朕亦深以为然。

“苏长歌所献图纸，非是寻常奇巧，实乃强军固国之本。

利器既成，我大唐将士，持之可少流血，用之可早奏凯。

“此等功绩，关乎社稷安危，黎民福祉。

若如此大功，尚不能得一应有之封赏，朕何以面对为国效死的将士？

何以面对天下翘首以盼太平的百姓？

又何以昭示朝廷赏罚分明之信？”

皇帝的话，将封赏苏长歌，提升到了酬将士、安黎民、立朝廷信义的高度。

反对派彻底哑火，再反对，就是质疑皇帝的评价，就是无视十万大军的功劳，就是不顾将士死活、百姓期盼、朝廷信义了。

这顶大帽子，谁也戴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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