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手握三十万东北军，面对不到三万的日本关东军，不敢抵抗，其心思无非与当时各地军阀一样，担心自己手里的军队受损而是失去所有。

后来山东的韩复榘和山西的阎锡山，最初与日军接战都曾给与日军重创，后续却明哲保身，主动退缩望风而逃，其心思与张学良如出一辙。

但张学良之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如此之高的评价，皆因其在西安事变中的卓越表现，以民族大义为先，不顾个人荣辱安危，果断出手，力挽狂澜于即倒，也让华夏免于大厦倾倒国之灭亡的悲惨结局。

就此一点，给他再高的荣誉与评价也不为过！

这也侧面印证，当时的情况有多么的危急！

堪称万中无一的机会被张学良与绝境中的红党抓住了！

冯刚不敢去赌这万中无一的机会，所以想第一时间给党中央送去关键情报，以避免红党领袖们因情况不明作出什么错误决定，而至局势崩坏。

而且不光只西安事变一件事儿，还有另外两件同样无比重要的事情，需要冯刚与党中央取得联系，提前沟通。

这两件事儿，同样与可恶的苏联人有关！

第一件事儿，红军长征后抵达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后，第一时间把未来的战略构想和计划上交给了苏联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在获得该文件后，提交了一份援助红军的计划给斯大林，并获批准。

党中央在获得消息自然大喜过望，因为苏联人与国府建立战略合作后，已经彻底断了红党和红军的全部援助，在党中央最困难最需要支援的时候，苏联竟然主动提出援助，可谓雪中送炭久旱逢甘霖，于是不疑有它，当即派出红五方面军两万余人，越过黄河，向北进发，前往苏联人提出的军援交易地点——绥远接货，史称北上计划。

然而此时苏联人又担心被常申凯的国党政府知道消息，影响联蒋政策，遂出尔反尔，一会儿想给，一会儿又不想给，他们采用的策略是，将交货地点不断西移，引得红西方面军只能孤军深入，不断向西挺近。

最后已经彻底不想兑现承诺的苏联人，干脆将交货地点一杆子给支到新疆与蒙古边境处。

这意味着，仅两万人，装备很差，弹药匮乏，没有任何后援和补给的红西方面军，必须一路超远距离奔袭，打穿整个西线数十万国军的防线和围堵，才能最终抵达，去接受那笔已经被苏联人给彻底否决，根本不存在的援助物资。

更可恨的是，在红西方面军预感到事情不妙想后撤的当空，苏联共产国际竟然通过李立三和王明等左倾红党高层，不断对红西方面军指手画脚，发布错误指令，最终导致红西方面军在错误的路途上，越走越远，错过最佳撤离时机。

经过多番浴血拼杀，在歼灭四万多敌军后，红西方面军弹尽粮绝最终全军覆没，两万两千多人仅余四百人得以幸免 。

除了国党反动派，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就是这一惨剧的始作俑者，冯刚后世在读到这段历史时，曾恨得银牙紧咬，大骂苏联人的卑鄙无耻！

恨不能站在苏联莫斯科红场上，手持大喇叭，高声叫骂，全体苏联人，苏维埃政府，斯大林……我操你们妈逼，我操你们奶奶！

一直骂到地老天荒为止！

心中的痛无以复加，悲伤更是逆流成河！

眼下既然自己穿越了，当然要找机会把这一至关重要的情报，提前送到党中央手里，尽量避免这场惨剧的发生。

还有第三件事，那就是根据历史记录，这时候在陕北的党中央和红军，已经彻底没钱面临断炊的窘境，到1936年8月，整个党中央全部资金已不到一千大洋，却要养活边区五万多干部指战员。

国党反动派持续的围剿封锁是一方面，共产国际连续数年掐断所有援助是另一方面。

万般无奈之下，毛主席写信给远在上海的国母庆铃，希望她能出面找她的亲弟弟，民国财神子文，借五万美元用来救急。

只是主席当时并不知道，庆铃早已和宋家的兄弟姐妹彻底分道扬镳，已经到了形同陌路的地步，庆玲本身并不富裕，依靠国父那点微薄的稿费和版税，还有国府当年发给国父中山的那笔五万块省币利息过活，日子并不宽裕。

但接到主席的来信，得知边区的情况后，庆铃二话不说直接把国父留给她的遗产，莫利爱路29号那栋宅子给抵押贷款，然后又东拼西凑终于凑够了五万美元，多方辗转，送到延安，解了党中央的燃眉之急，事后庆铃并未声张，是以，毛主席还以为这笔钱是从子文那里借的呢，周恩来甚至在1937年写了封感谢信给子文，闹了个大乌龙，直到1969年毛主席才发现这一点，据说收到消息后，主席坐在那里近一个小时一动不动一言不发。

最终长叹一口气，道：我们亏欠先生多矣。

（注：主席尊称庆铃为先生，）

冯刚现在有钱了，他太想在这个时候尽自己绵薄之力，帮助党中央和毛主席渡过难关。

以上种种，都需要现在的冯刚与党中央取得直接联系，并尽快获得信任。

在冯刚多番翻检历史记忆后，他选择的是接替李克农同志，担任中央特科科长的潘汉年作为联系对象。

潘汉年，我党隐秘战线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之一，是受毛主席领导与信任的红色情报员，自从他临危受命接过中央特科这一重担，屡屡创造奇迹，在隐秘战线上取得无数辉煌成就，为我党我军的最终胜利，建立新中国，立下难以磨灭的功勋，以至于潘汉年及其领导下的红党特科，被称之为——潘汉年系统，来形容其高效高能，从不犯错的特点。

而此时的潘汉年，正乘坐邮轮从欧洲返回香港的途中，在此之前，他作为党中央全权代表在苏联莫斯科，与常申凯派出的代表邓文仪举行了多轮秘密会谈，并最终接近达成协议。

列位看到邓文仪这个名字是不是感觉眼熟？

前文书提到的南昌机场大火案里，邓文仪正是收受贿赂而舞弊的原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但他是常申凯嫡系，只象征性关了几天，依然是受信任的心腹之一。

经过反复权衡推敲，冯刚觉得这是目前最快也最直接的，能联系到党中央的途径。

第二天，冯刚搭乘泛美航空公司的班机抵达香港。

根据历史记忆，明天，潘汉年会乘坐法国邮船公司的让、拉保底号远洋客船，抵达香港维多利亚港。

当然，即使是潘汉年目前与延安的党中央也是处于失联状态，由于上海地下党组织屡遭破坏，目前党中央对外秘密联系通道几近断绝，历史上，潘汉年还要在香港停留两个月，才通过其他渠道联系上在上海重建地下党组织的冯雪峰，并与党中央重新建立联系。

冯刚本可以在上海直接去找冯雪峰，这位着名诗人和作家，在上海并不难找，但考虑到冯雪峰目前在党中央的地位和说话份量，他最终决定还是先找潘汉年，希望能说服他，提前返回上海与党中央建立联系，以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潘汉年的信重，才有可能把至关重要的两份情报，和冯刚准备拿出来捐献的十万美元，安全送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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