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我的娘家——狼牙部队，我算是最早的那一批士官，对这支部队的成长，我应该是比较有发言权的。

狼牙部队最早可以追溯到1973年的秋天，那时我在黑龙江靠近边境的一个地方的武装连当班长，当时我们属于建设兵团，虽然枪支弹药齐全，但也算不上什么正规部队，直到那年的9月末，一位知青来到我们的连队……”

——摘自沈阳军区某师师长采访录《在狼牙部队的日子》

9月的月末，当知青们看着满仓的粮食，人人脸上挂着丰收的喜悦，这一年天公作美，风调雨顺的，一年辛劳没有白费，同样的1973年，也是建国以来的第二个大丰收。

按照徐副指导员的话，是运动搞得好，所以才有这么丰硕的成果。

“思想改造”排已经解散，这12人用自己的劳动，赢得了别人的尊敬，只有他们自己才能体会到这几个月劳作的艰辛。

只不过，定期或者不定期的运动，还是要这12人站出来接受批判。

其实在李思明后世的眼光看来，五连的运动还算不是激烈，这得感谢他们有一个好连长和一个好指导员。

同样的这一年，在中国知青史上发生一件让千万知青刻骨铭心的事情。

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在高校招生的文化考查中交了白卷的张铁生的一封信，并加了编者按语。

8月10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

于是有人吹捧张铁生是“反潮流的英雄”。

由此煽起了一股否定文化学习的歪风。

全文如下（原载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

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

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

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

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

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

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

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

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

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

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

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

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

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

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

（没有意思）但那样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

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白塔公社考生张铁生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张铁生的这封信，彻底断绝无数知青的大学梦。

李思明一个宿舍的战友宁卫东，就是这无数知青中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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